「烏有之鄉」的內部矛盾

「烏有之鄉」被關後，國內外媒體出現了網站內部派系衝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發生後，最早有關報導應該是3月29日《時代周報》對「烏有之鄉」最期成員政法大學楊帆教授（他自稱是「創始人」）的訪問，文章開首便說：「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封掉烏有之鄉，把張宏良送進監獄」。可是，即日楊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認曾這樣說，並對記者作出批評。無論是楊帆說謊，還是《時代周報》要借楊帆之名打擊毛左陣營，都說明了一個事實，有人要藉薄熙來倒台，打擊「烏有之鄉」，打擊也不只是關網站那樣簡單。

楊帆後來接受《法治周末》的採訪，這似乎比較接近他自己的公開說法。在訪問中，他訴說了自己跟毛左的關係，道出了「烏有之鄉」的思想背景。他認為，網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鬥爭」是「烏有之鄉」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與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經濟學家」，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辯論。他們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反對人民幣貶值，支持宏觀調控（他特別提及1994年支持朱鎔基）及扶植國家策略性產業。這裡說明了兩點，第一，楊帆把自己定位在類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視自己的研究及意見的目的為直接影響政府政策，這在中國大陸很普遍，甚至是比較異見的自由派也會有這種位置與姿態；第二，楊帆自命為少數派，對抗官方的主流派觀點，抗衡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的資本主義發展市場改革，以及反對全盤擁抱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想法。

楊帆所說的這段歴史，與「烏有之鄉」於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還成立了書社）的關係如何？楊帆所說的「思想和人脈」具體如何促成網站，以至如何繼續影響，外人似乎不容易確定。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網站的創辦人韓德強，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經濟學家」，大概便是楊帆的「思想和人脈」代表，他當年為人熟悉，正是因為他的文章及書討論中國入世面臨的問題與危機，是反對中國入世的學者。

楊帆進一步說，他們跟後來的毛左，或他所說的「極左」是不同的，他屬於「中左」，即沒有那些毛左那麼極端。楊說，兩者不同的地方有兩個，第一，他不贊同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贊成以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楊說，由2006年開始，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所帶領「極左」派，漸漸取得了網站的領導權，令他自己被邊緣化了。

由2004年開始擔任「烏有之鄉」站長的范景剛則反駁，認為楊帆所說背離事實。他指出，楊帆不是甚麼創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員。而且，也不存在奪權問題。他認為，張宏良之所以在近幾年受歡迎，是因為他文字淺白易懂，立場又切中時下關心的國家問題。更有趣的是，范景剛也來爭奪「中左」之名，他說，「烏有之鄉」早期有不少「極左」文章，主張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現政權（他對「極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後，這類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頓，這類「極左」文章不再出現，所以，「烏有之鄉」是「中左」。

分歧與重慶模式

要釐清他們的關係，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在所謂「中左」與「極左」裡造文章，也會流於各種理論標籤的分野。我以為，用薄熙來及所謂「重慶模式」來理解他們，可能可以幫助看出一些有趣的東西。

其實，這幾年，張宏良與楊帆均對「重慶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來身上，他們似乎都想在這顆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說得難聽，是藉此幫助自己的名聲以至體制內的仕途，說得好聽，是希望體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與政治路線。其實，可以理解為兩者兼有，因為，在現實中很難把這兩種企圖切開來看。

為簡單起見，不妨就以兩人作比較，看一下環繞著「烏有之鄉」的知識群體之間的張力。

張宏良在傳統學術圈中名氣不大，楊帆與韓德強都要比他有名氣；張宏良出版過的專著也很少，但卻透過「烏有之鄉」及當中的毛左圈中聲名大鵲，大談重慶模式，粉絲不少。楊帆在大陸學界相對有地位，出版過不少經濟學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聯網上的名聲不及張，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慶黨校教授蘇偉出版過《重慶模式》一書。

我閱讀過相關材料後，我會這樣看他們：楊帆嘗試把自己所謂「非主流」觀點，以及對「重慶模式」與薄熙來的表揚，更安穩地接合在官方理論之中，可以稱之為「軟著陸」。張宏良則是一個小宗派，多一點硬幹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邊的人能青雲直上，這個宗派才有可能獲得更大合法性（網上更有人說張想染指黨政幹部位置）。張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黨內某些人關係緊密，但是，他們基本上在傳統體制之外，即黨的官方理論系統及學術體系之外，利用互聯網及民間空間（他們的紅色文化大講堂、講座、紀念毛澤東活動等等），既為薄熙來搖旗吶喊，也確立自身的理論，不過，他們的說法處處與北京當權派有較嚴重衝突。

楊帆與蘇偉論述「重慶模式」則不同，除了是用較為學術理論語言，來為重慶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鄉統籌、公有制主體等政策合理化外，他們在處理它與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的關係上，顯得相當小心翼翼。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既有繼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進的一條路子」（頁11），換言之，他不否定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謂「效率模式」，不過，他們強調「重慶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較能切合今天的問題。簡言之，他們嘗試不過於把爭論推上政治綱領，走一條「非意識形態鬥爭」的路線。同時，2011年初《重慶模式》出版之時或較早前，楊帆似乎已覺得自己的論述要與他眼中的「極左派」區別，他補充了不少他認為重慶不足的地方，例如強調民主法治要加強。同時，他也參與及主持了不少所謂「超越左右」的會議，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個他主持的座談會，名稱為「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講者有張木生與蕭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義，與體制內關係密切（例如劉源將軍），後者自稱「保守主義」，另一名講者甚至是著名異見自由派知識份子陳子明。

可是，以張宏良為首的「烏有之鄉」（大概是近幾年的狀況）則採取「意識形態鬥爭」路線，派性也強。要理解他們如何把「重慶模式」扣連上他們的鬥爭路線，需要對他們毛左的理論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首先，張等人以一個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稱是「毛派共產黨人」，對三十年改革視為「改革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區（所謂「廣東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動下，對廣大工人農民實行右派專政。他們這方面的政治經濟批判，與海外一些關心勞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別不大。不過，有兩點是他們獨有的。第一，他們認為，共產黨的問題不在於其政治領導本身，而是意識形態領導被右翼把持，即所謂「中國政治領導地位與意識形態領導地位的歴史分離」。第二，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場改革與經濟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不管是經濟學家茅于軾還是退休老幹部李銳，通通視為「漢奸」或「帶路黨」（為帝國主義帶路入侵中國）。在2011年12月底，在「烏有之鄉」以及其他毛左網站，甚至有「評選”當代中國十大漢奸”」的活動，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書人大常委會，要求制定《反漢奸法》，參與的人相信也包括「烏有之鄉」的毛派（此亦為反對「極左」人士指為恢復文革的證據）。

而「重慶模式」在他們眼中是一個例外，其意義也很重要，因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資了，為何還要擁護它？薄的「重慶模式」有別於走資派，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還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復興社會主義，也證明共產黨政治領導與意識形態領導的確有其差別，所以才能開出以「民生」為本，以社會財富分配為本的發展。同時，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回復了黨群一體化，而不是鄧小平以來的黨官一體化，或用張的另一種說法：是用群眾維穩模式取代軍警維穩模式。事實上，讀著張宏良的文字，你會看到不少離經叛道的地方，同時，又看到他們如何嘗試勉強接合官方理論，例如，他說不能「不折騰」，但又支持維穩，不過，要實現黨群一體化的維穩模式（是否就是批評者說的「民粹主義」？），而不是軍警維穩。他批評鄧小平的「發展就是硬道理」，卻又說關注民生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小結
張宏良等的小宗派，與黨中央官方理論格格不入，不強調承繼，卻處處企圖搶奪詮釋權（或國內流行用的「話語權」）。隨著薄的下台，以及「烏有之鄉」網站被關，小宗派相信會消聲匿跡一段日子，不過，張宏良、韓德強等個人似乎沒有被太大地打擊，張的博客被短暫關閉後仍在運作，雖然要刪去「薄熙來」這個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進步社會網」（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運作，薄去後，以更反體制的姿態狠批黨中央。

較溫和的官方左派環繞重慶模式的論述，似乎更不會就這樣消失，因為，楊帆似乎還活躍，雖然，他跟其他溫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來的政治「錯誤」，但是，他們似乎很早便要與張的小宗派保持距離，去年下半年更開始嘗試「非宗派化」（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結合其他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沒落，可以讀成對這些官方左派的打擊，也可以說成是對溫和官方左派的勝利。畢竟，「重慶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擊部份既得利益集團的舉動，獲得不少民眾支持，因此，「重慶模式」以更「非意識形態」（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陣子溫鐵軍在香港嶺南大學介紹重慶經驗，也強調「非意識形態」，他跟人民大學的師生也出版了《重慶新事》一書），也許會有更大的意識形態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現象。

參考資料

轉載：上書人大，制定《反漢奸法》勢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張宏良：團結起來，為復興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8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張宏良：重慶模式成敗與中國政治前景﹣﹣江南紅色大講堂講座大綱（張宏良雖稱為2011年春夏之交所寫，但觀乎內文，似乎是薄出事後寫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楊帆：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蕭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陳子明：從包裝策略和憲政秩序生成的視角看重慶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張木生：關於重慶模式的幾句大實話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烏有之鄉”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烏有之鄉要為四人幫平反被查處（亞洲週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可是，今屆特首選舉，不只是人民與小圈子的對抗，還出現了小圈子中的內部矛盾。回歸後經過幾次特首選舉，市民本以為，都是欽點者之間的逢場作戲，加個無關重要的民主派候選人進場搞局，也沒有太大看頭。萬萬沒想到，唐英年與梁振英會投入一場爆料與抹黑戰，市民看著電視報紙中唐英年的僭建地庫，漸漸沉醉在「虛擬」自由選舉的戲碼時，竟發現好戲還在後頭。首先有疑似杜琪峰的《黑社會》情節上場，再有候選人唐英年化身行政會議「污點證人」，翻出北京屬意者梁振英的所謂「高層會議」機密講話，內容包括2003年時建議用防暴隊對付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以及縮短商業電台牌照打壓言論自由。本來是互相包庇的小圈子遊戲突然崩塌，小圈子內圍繞著中共地下黨、中央操控選舉等等，手舞足蹈，口沒遮欄。我形容為「迷幻派對」，平日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暫時越軌，發洩壓抑已久的苦悶。

近日香港評論界，多用國內的派系權鬥分析，解釋以上的迷幻派對：誰是團派，誰是太子黨，誰是江派，薄熙來與王立軍下台又跟香港政局有何關係等等。許多不熟國內政情的香港人突然感到，香港政局原來身處更高層的黨爭八陣圖。這種分析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不過，沉迷在上層派系權鬥，只會令人感到異常無力，忘卻了自己的位置，以及民間反抗的可能。

統戰香港
香港的政治位置，的確需要放在中共的全國統治格局中去分析，不過，很少評論人從香港的統戰價值及作用分析。九七前，香港是殖民地，周恩來曾說過，對香港要「長期利用，充份打算」。過去除了由新華社的黨工委統籌地下黨活動外，主要依靠地面的「土共」，即親共的工會、學校與商會等，但六七暴動一役後，其力量只限在一定範圍之內，或只能低調地轉至地下，在過渡期中慢慢發展。回歸後，香港黨工委轉至中聯辦，北京有國務院港澳辦（1978年時已成立），這些機構，從可見的中共體系來看，就是「港澳事務」，並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統一負責。事實上，早於1930年代，毛澤東便說過中共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及黨建。今天的香港沒有甚麼武裝鬥爭需要，黨建又不能太公開，統戰便成為最重要的一門法寶。要把影響力伸向社會各層面，不能單靠黨建，所以，「統戰」是「港澳事務」的重要策略。

我們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中的港澳位置，可以看到這個特色。政協是建國以來的統戰重要場所，港澳退休後的特首，包括董建華及何厚鏵，都被置放在政協副主席的位置。跟他們一起當副主席的，有藏、回、維吾爾、壯四個少數民族代表，分別代表了自治區，同時，還有中國的民主黨派代表。這些都是統戰部的工作範圍，順理成章，統戰部部長杜青林，以及前港澳辦主任廖暉亦是副主席。最近，上一任統戰部部長與政協副主席劉延東，現已是國務委員與政治局委員，據說也親自南下深圳為梁振英拉票。

統戰是甚麼？
我們不妨暫跳離香港，看一下統戰在現代中國政治的演變。俄國革命後，列寧與托洛茨基提出統戰策略，聯結不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工會、農會、社會民主政黨、知識份子以至民族資本家合作，建立統一陣線，孤立及對抗敵人，即帝國主義者及壟斷資本家，從而推進一次大戰之後的革命形勢。列寧死後，史達林在二十年代末，開始對革命老同志搞大清洗，搞「一國社會主義」，宣佈了國際主義統戰路線終結，史達林把統戰漸漸變成沒有任何革命理想的專權政術，或曰「現實政治」（Realpolitik）。

中共接過列寧的理念，卻活在斯大林的陰影下，統戰在老毛這一輩眼中，既是政術，也服務革命。1940年抗戰期間，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聯合各個革命階級執政，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強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多於社會主義，以孤立及打擊國民黨。解放後初期，毛主席下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是民主黨派（也屬國民黨左派）的成員，包括宋慶玲、張瀾、李濟琛，再加上大量民主黨派成員加入政府部門及政協。可是，統一戰線總是以共產黨領導及建設為核心，所謂「共同執政」的統戰口號，總敵不過黨的領導與建設。

不少人應該讀過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最後的貴族》），被劃為頭號大右派的章伯鈞與羅隆基，正是民主黨派之首。在1957年，他們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發言，提出「兩院制」以及「平反委員會」。結果，黨在國內外不利自身的形勢下，決定統戰不玩了，相關言論即時成為右派一大罪證。全國五十多萬的右派被整，加上文革時更多被鬥的知識人，我們通常閱讀成知識份子的悲劇。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此事證明了中共對黨外知識分子的統戰失敗。民間言論力量或許不至於能奪權，可是，要人們乖乖接受統治，無法單以統戰軟手段，只能用強權撲滅。統戰失敗，帶來的壞效果是長久的。文革時，到處找敵人，知識份子都下鄉勞動改造了，找「盟友」的統戰工作可以休矣，因此，統戰部一度停頓。文革後，鄧小平上台平反了多少知識份子的冤假錯案，可是，他們在八十年代還是一波又一波地質疑黨領導，由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到八六及八七學潮，以至1989年的北京冒出學生運動，更聯結城市居民及工人。最後，鄧小平要用坦克及機槍解決，統戰又失敗了，統戰部長閻明復六四後更要被撤。

香港的統戰格局
至於香港的統戰工作，可能是超高難度的工作。雖有所謂土共組織的老愛國陣營，以及地下黨的佈置，卻有先天性局限。因為，香港是不能以一個階級或一個民族作為統戰對象，相反，要統戰，便要贏取一個本土社會的認同，而且是充滿恐共情緒的社會，卻又是一個漸漸有代議政制遊戲的城市。香港統戰還有另一特點，隨著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及資本的引誘，統戰一步又一步地踏進香港華人工商精英的泥潭中，連當年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回顧自己工作時也承認，統戰工作嚴重向工商界傾斜，北京政府早就屬意要透過親北京的資產階級統領香港。這一切造就了新愛國陣營，亦即董建華、唐英年（以及他們身後的李嘉誠等鉅富）出現的背景。正如香港評論人王慧麟所說，「心繫北京，搵錢香港」的格局，換一個說法，是獲北京祝福的資產階級霸權。

這條統一戰線沿著「中國模式」資本主義日益顯得份外耀眼，可是，他們到底是幫助統戰，還是有害於統戰？有時也難說清，他們的身份及既得利益網絡，日益遭受市民的討厭，本地近年雖談不上階級鬥爭，但在社會兩極分化下，草根的階級敵意正盛，「地產霸權」、「官商勾結」早成一大政治負資產。先有董建華腳痛下台，要舊公務員曾蔭權頂替。他們當中不少人的政治忠誠也令中共懷疑，2003年，工商界的政治人物自由黨的田北俊，辭任行政會議，令廿三條無法硬推；這次選舉，唐英年大爆黑金與機密，為利益撕破自己及對手的面皮，看在中共眼裡，明顯就是違反胡總「不折騰」的方針。

中聯辦早已感到香港統戰工作沒那麼簡單。回歸前的過渡期裡殺出「六四事件」，激化了新一波反共情緒及民意。因此，透過工商界統領香港之外，中聯辦常說要贏取「民心」，近年，更自我感覺愈來愈良好。2010年，中聯辦跟民主黨就政改方案達成共識，去年區議會在中聯辦全力助選干預下，戰果彪炳，算是近年最大的政績。對中共來說，既然由資產階級統領香港的統一戰線敗象叢生，而中共直接插手也能做出成績，何不另闢蹊徑？

原有統戰崩潰，是否就是「黨建」鳴鑼開道之日，我也不敢斷言。不過，我暫時看到兩個趨勢。

因為統一戰線崩潰，特首選舉才由小圈子變成大漩渦，把許多黑幕掀出來，製造一個未上任民意已可能是谷底的特首。同樣原因，有建制派出來把社福政策稍為向左推，質疑保密制，大聲支持雙普選，壓低特首普選門檻等等。很明顯，這是香港民間反對運動的機會。當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民主黨派異議聲音，被中共黑手打下來；今天，中共如何專權，梁振英如何強勢，也不能像「反右」那樣把香港民間力量整肅。相反，不少曾親北京的建制中人，尤其是工商界，經過唐營慘敗後，心有不甘。除了選戰中部份工商界瀕危高呼支持普選，幾乎直斥北京干預選舉黑手外，選舉後，連李嘉誠也開腔暗諷中共，大談喜歡投資在民主法治國家，「心繫北京，搵錢香港」的統一戰線似乎行不通了。香港建制派在迷幻派對過後，何去何從？再穿起西裝結領帶，跟北京開他們的「高層會議」？還是會成為反對派？

我不會盲目樂觀，因為，用毛主席的話，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他們對民主的「熱愛」，實在也愛得太遲。相反，原有統戰崩塌帶來的另一結果，我反而比較肯定，就是強人政治與民粹操弄。梁振英雖不能完全脫離地產集團，但可仗著與他們的一點距離，並依賴少數但堅定的民意（10-30%左右），擺出為小市民出氣的模樣，多搞社福惠民的政策，甚至抓幾個大財團開刀（近日新地集團事件已有人作如此閱讀），順勢整肅香港的公民社會，例如多抓多關示威者，以及廿三條立法等等，說不定能確立一種香港前所未有的威權統治。香港評論界現已大談「普京模式」，聯想薄熙來的「打黑」，雖不中，亦不遠矣。

為梁振英蓋棺定論言之尚早，但這位地下黨絕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不會像董建華（或未成功的唐英年）當個統戰傀儡這樣簡單。香港反對運動是否能把過去多年積累的階級敵意與民主力量結合與轉化，在原有霸權瓦解之時，抵抗貫穿中港的新統一戰線或地下黨建，將是一大挑戰。

刊於《陽光時務》，第16期，2012.4.3

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著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 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 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 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 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 章，內有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 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 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 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實在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 傅雖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就是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 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 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 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 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 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 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有普遍性的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著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 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

香港近日環繞著內地「雙非」孕婦，爆發了一股疑真似假的族群仇恨。隨著政府進一步收緊「雙非」孕婦登記及入境，公開「罵蝗」的人可能少了，但不少人卻有著一種實用主義的感覺：族群政治真是個好東西，迫令政府「做事」。我記得，網上還有人說，中外歷史有不少以族群矛盾來搞政治的例子，包括人稱國父的孫中山，也是打著反滿、排滿旗號，成就了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族」。

這種說法是拿來主義，實用兼犬儒：只要有用，為甚麼不用？歴史不是已證明了嗎？這種想法，是對去年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嘲諷，我們其實對中國現代歷史毫無反省，尤其是當中的「種族／國族」暴力。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從制憲角度提出了有別於革命派的歴史觀，指出了「被遺忘了」的立憲派進路。這種「遺忘」，可以由我們的日常國族想像中可見一斑。我們通常覺得，中國的共和建國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算起，可是，我們卻忘記翌年的2月12日宣統皇帝退位，其實才是民國的開端。

為甚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這就是一書的起點。作者從中華民國制憲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種族革命傳統，並不足以構成共和，立憲派的參與，以至他們與清室及袁世凱的周旋，才令中國由種族革命迅速轉向共和（雖然這個共和國在事後看來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筆墨論證《清帝遜位詔書》在制憲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中涉及諸多憲法學及哲學的討論，筆者受教不少，不敢隨意點評。不過，換一個歷史角度去看，高的觀點並不難理解。武昌起義後，雖然引起不少省份鬧自治，但是，清政府並沒有即時瓦解，甚至曾派兵打擊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間經歷了短暫的南北對峙，議和的結果是清室決定退位下，這才沒有發生廣泛內戰，也沒有造成南北兩個政權對壘的局面。

高全喜是當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他們的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強調了立憲派士紳促成了和平的轉折，他們認為，立憲士紳比之前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影響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後，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諮議局，局中的士紳多支持立憲，而非排滿革命。他們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憲，組成內閣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議會，可是，清室到最後還只是推出一個由滿洲貴族組成的內閣，加上其他新政措施遲遲不落實，令不少士紳感到無望，因此，在武昌起義時及其後轉為與革命派合作。這套歷史敘事減少了對革命派的重視，只要讀一讀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著作，便看到這個趨勢（例如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

雖然清帝遜位很大程度上由袁世凱逼宮所致，但是，負責草擬詔書的卻是立憲士紳領袖之一張謇。詔書提出「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並從一憲法高度提出「中華人民」的說法。因此，成就了中華民國憲政的，不單是「驅除韃虜」的革命派，還有立憲派的改良主義，高稱之為「革命的反革命」，把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轉化成更闊的國族。這股改良主義力量，由晚清立憲運動輾轉注入了現代中國共和憲政之中。

高教授認為，這是一份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遺產」，兩個共和國共同分享卻不自知的。他提出一個反問：若沒有立憲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轉」方式轉至人民主權，為甚麼漢族革命派會承繼了清朝的「漢滿蒙回藏」的版圖及統治權？

作者哀嘆，往後的革命主義把立憲派的精神掩蓋及打壓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皆以革命為國家及國族敘事的主軸，爭逐革命權威，滅殺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辭仍限制我們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起源，卻不知立憲派促成的制憲時刻，以及他們的「改良主義革命」。《清帝遜位詔書》雖是劃時代，卻是一場失敗的「光榮革命」。

國內不少知識人認為，此書雖然短小，卻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歷史著作之一，我是非常同意的。不過，我同意的原因，主要不在於作者重尋中國改良主義的歷史根源，而是高教授點出了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諸多特性，尤其是在種族與國族轉化之中的暴力。

1912年的立憲時刻，的確化解了一場很可能會發生的戰爭，轉化了種族主義向國族的過渡：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迅速接受了「五族共和」。這個國族蘊含了兩個互不相容的元素。一方面，它構成了重視平等與自由的人民主權，一個較種族更寬闊與開放的國民及公共的身份；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其實是漢人政權，以中華自居，卻承襲自清朝帝國的武力版圖，而非人民制憲的結果。若勉強說滿漢人得到革命洗禮及參與制憲，蒙、回、藏等民族則幾乎完全在制憲之外，所謂「中華人民」或「中華民族」，其實是沒有經過他們起碼的同意，是個放在非漢族頭上的金剛箍，是一種以國族之名的種族統治。

這種暴力在辛亥革命後並無一觸即發，卻在往後慢慢展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原政權一直站不穩，由軍閥混戰到後來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漢人政權無暇顧及邊疆。以新疆為例，一直有國民政府、回族軍閥、維吾爾族親王等力量共治，1931年，曾發生大規模的新疆騷亂，即所謂「哈密暴動」，以及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至於西藏，其實由1912年至1950年，不存在任何中國政權機構體現主權，西藏要到1950年才由共產黨「解放」（或曰「入侵」），卻又在1959年發生武裝衝突，導致達賴出走及噶廈政府流亡印度。

因此，歷史其實沒有證明族群政治是好用的工具，它可能在短時間能內挑起仇恨，促成社會動員，但是，它造成的政治後果是複雜的，即使不是窮凶極惡，也不能把其中的系統性暴力視而不見。我不知道高教授是否要尋找當代中國的立憲派，以轉化中共專制為民主憲政，現代中國歷史並沒有令我們很有相信，認為立憲派能解決族群暴力。但是，《立憲時刻》的確給我們很好的警醒，不該把族群政治當作方便工具，相反，需要持續以人民主權、平等政治化解其中的暴力，否則，作為公共政治的民主是無從談起。

每次台灣總統選舉總牽扯出所謂「國家定位」，除了統及獨之外，還有中間許多可能，也涉及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的內容及合法性基礎，這番政治景觀，在最近一次選舉中好像淡薄了一些。我想反問一個好像不成問題的問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定位」問題？

表面上看可能沒有，在北京眼中，泱泱大國，怎可能有小朝廷的煩惱？但是，若你細心去閱讀一下近年大談「天下」的大陸學者及知識分子（下稱「天下主義者」）的著作，你會疑惑，如果大家都對中央領導以至憲法中的立國理念信心十足，怎麼會對這個大國的定位有這麼多的焦慮與不安？以致要復興各種所謂傳統觀念（甚至近年興起的孔子像），來重新界定或充實新時代的「中國」？

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

「天下」成為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與異見人士愛用「天朝」來指稱政府相映成趣。天下主義者來自不同領域，但不約而同地嘗試界定中國為非西方式的主權國家。例如，曾在香港中聯辦當過幾年研究員的法學教授強世功，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香港》，內裏說得坦白：中國的主權建立在「country」與「state」二分與連結，前者是歷史傳統，後者是政府。就以「一國兩制」為例，「一國」所指的是「country」，兩制可以容許不同制度的政府存在，強世功甚至認為，西藏等民族自治區亦是建立在這種二分與連結。因此，搞法學的他得出了一個政治上相當大膽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不是階級，甚至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的觀念。這可以解釋了為何共產黨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接受西藏人的宗教社會及活佛轉世。

強世功的理論，既承襲官方的，又擴展出一套不一樣的理論。類似思路早有不少，例如著名的甘陽，在更早的時候提出新「通三統」論。以往「通三統」是指周室承襲了夏殷的典章制度，今天甘陽說孔子、毛澤東及鄧小平為歷史文明連續統一體。因此，不難理解，何以「天下」會成為這群知識分子的關鍵詞，以及中國政權的新合法性基礎。不過，我以為，汲汲於新政統，奢談一以貫之，背後其實是舊政統的破產與斷裂。

編寫周邊歷史

新天下主義有兩大論述功能。第一，與其說是為「一國兩制」解釋，不如說是為共產黨在全國走資作解釋，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第二，「天下」的想像秩序，是幫忙中共統合周邊地區的工具，包括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不在共產中國之內的港澳以至台灣。以往的「中華民族」也許對港澳還勉強有點用，對台灣的另一個「中華」政統，以及不認「中華」的台灣主體便沒有大用了。至於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中華民族」更毫無幫助。歷來，藏人既與漢族有文化與政治區分，也沒有參與20世紀的中華民族建構，他們是1950年代「被解放」才進入共產中國的，而1959年西藏起義或叛亂後，藏人爭取自治以至獨立的反抗其實沒有停止，文革過去了，鄧小平年代來臨，中共的革命解放者形象及意識形態退去，西藏的寺院教育、宗教社會復興（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傳統復興），亦只有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不說，1989年及2008年的西藏騷亂，去年10多名僧侶相繼自焚抗議，又怎能用「境外敵對勢力」六字便蒙混過去？

在官方意識形態破落之時，我們知道大國崛起，看GDP，崛起是沒錯，但「大國」是什麼？「天下」似乎是答案，亦是高唱入雲的「中國模式」的新衣裳或遮醜布。要蓋覑的不單是政權自身，還有中國周邊的叛逆力量，他們的反抗傳統、歷史及政治能動性。

郝鐵川官話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天下主義者用心編寫的，倒不是中國新政統的歷史，因為，由孔子開始也好，由漢唐天朝開始也好，要跳到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無法寫成能見得人的歷史敘事，反而，需要驚人的想像力，才能完成此番穿鑿附會。不過，編寫周邊歷史，倒是有其政治必要的，就正如回歸前大陸歷史工作者忙覑編寫香港「正史」，其實，在同一時間，北京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編寫周邊民族的歷史。

近年冒起的天下主義者也投身這個國家大計，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要算是鼎鼎大名的汪暉。一位本來只搞思想史的學者，竟然在2008年西藏騷亂後寫下〈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長文，在當代西藏幾乎成為禁忌的中國大陸裏（不少真正搞西藏研究的大陸學者反而不敢反駁他），能反覆在自己的專著及文集中刊登出版，殊不容易，也代表了一種官方可以接受的天下觀點。他花了數萬字冗長的敘述，編寫他的西藏歷史，論證民族自治區域作為新中國體制的重要部分，體現了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這個定位令人疑惑，新中國算不算是帝國主義？這三樣性質不同的東西可以「貫通」起來，甘陽式思維的又一變種。按汪的說法，帝國遺產中主要是朝貢體系，它把周邊地區的歷史及政治性質限定了，因此，清朝與西藏是一國之內的朝貢關係（許多藏人並不承認），清朝覆亡後的西藏獨立國（有歷史學家稱之為「喇嘛王國」），脫離朝貢關係，只能倒向西方帝國主義，或投向中國懷抱，沒有西帝，西藏不可能出現獨立運動。從這天下角度看，西藏夾在大國（英國、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所有爭取自治或獨立的運動，都不成值得承認的歷史，或只是東方主義式的幻象。

同樣道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回歸前後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亦只是英國人搞動出來的「政治熱情」，「自治」是北京給的，香港人曾否爭取毫不相干。最近，中聯辦的郝鐵川批評有關香港身分認同的調查，在他眼中，辨認出與中國有別的「香港」壓根兒是不「科學」的。這番官話，我們也可以在新天下觀中找到蛛絲馬舻。

如何面對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

壓在黨政強權下，「天下」可以狂想，「蠻夷」歷史可以亂說。不過，在黨國力量還不及的台灣，中國「天下」又如何面對這個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我期待天下主義者的天花亂墜，套一句毛主席的話，不要怕亂，亂了的可能只是他們自己。

延伸閱讀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這是我的切身經驗。我可沒吃過人，但是，與老友聚舊，飲飲食食，嘻嘻哈哈，好像暢所欲言，其實有些事情（甚至是某個人）大家心照不能宣，可能是創傷、尷尬、背叛或挫敗。只有不宣，只有把這個公開秘密埋在心裡，才可繼續飲飲食食，嘻嘻哈哈。

也許因為這樣，每次老友聚會，我總有點遲疑，飯醉後，總有點失落與愧疚。

在這個背景下《宅茲中國》，特別有意思，不單能讀出此書之深義，也能讀出中國思想界的一些深層結構。

最近台灣出版的《思想》連續兩期也有文章評論《宅茲中國》，作者包括張隆溪及姚新勇。從事中西文學和文化比較的張隆溪教授盛讚此書「擲地有聲」，尤其是第一章令張令他感到如獲至寶。葛兆光立論的背景，是要回應各種解構中國的挑戰，有西方學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強調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中國」亦不例外，不要隨便說甚麼「自古以來」。亦有人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批判中國國族主義者以國族作為上下連貫的主體書寫歷史，壓抑各種社群想像論述，統攝各種異質力量。然而，葛兆光站穩他的中國立場，回應這些挑戰。他從文史研究的角度指出，「中國」並不是近代的發明與想像，儒家士人起碼自宋代起便有民族自我意識，即所謂「漢族文化中國」。宋朝士人求文化正統，並與政權及疆界結合的舉動，為了抵抗契丹、西夏等外族的入侵。換言之，中國不是由傳統帝國邁向民族國家，而是早已形成民族國家。我突然發現，金庸虛構的《天龍八部》竟與葛兆光的歴史眼光如此吻合。

張隆溪對葛大加讚許，其實是要大吐苦水，順道教訓一下一眾解構中國者，例如周蕾、陳奕麟及洪美恩等。然而，他太急於從葛書中獲得「民族國家」身份的承認，得到心理補償後便好像心滿意足了，卻忘了遺留下來的一連串問題。只要細心閱讀，便會發現葛兆光對民族的「概念」、「主義」及「國家」等概念常交替使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究竟宋朝有的是一種「漢族中國」思想主義？還是一個「中國」概念？抑或是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葛的論證最多只能說明前二者，即在宋朝知識份子間形成某種漢民族的文化論述，但是否成一個體制性的「國家」則很讓人懷疑。宋代朝明顯不是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但它是怎樣的另一種民族國家？葛沒有提供任何說明。

難怪此書引來批評，當中以姚新勇對他的指責較為突出。姚首先指出，學者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指的不是憑空捏造，安德森指的是，任何超越了面對面關係的群體，都需要有各類中介來想像大家同屬一群體，例如，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以口頭語言來想像一個族裔共同體，而漢人則可能透過我們的方塊字以至其他經典或神話去想像，因此，關鍵在想像的形式。不過，姚對葛的不滿並不止於理論的誤讀，他似乎最不滿的是，葛追溯出中國民族意識在於漢族文化的看我認同，令姚認為葛所說的「漢族文化」有大漢族主義之嫌（其實，葛未有說「漢族文化」高人一等），而更重要的是，在姚眼中，葛的論述無助於為今天的「中華民族」身份正名，「不僅未能證明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可能讓中國陷入到更深的合法性危機中了」。

為當今中國存在找合理性，指的如果是中華民族認同，這恐怕不是葛兆光的目的，是姚新勇自己的籌謀。不過，姚的著緊及不滿，以及張的忘情擁抱，似乎說明了葛在這場「保衛中國」論戰中的曖昧。葛在書中說自己的學術追求是文化中國（「中國立場」），但又多次表明這與政治中國有所區別。然而，他又明白，現代文史學術與民族國家界定分不開。

很明顯，他知道自己的論述少不免會走入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論述戰中，可是，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不是那些刻意剪裁歷史及理論來為中國政權合法性服務的人，例如，汪暉為中共在西藏的主權及統治合法性，剪裁出一襲皇帝的新衣，標榜天下觀、革命傳統及民族自治的共同理想；或是曾在中聯辦任職六年之久的強世功，為中共的西藏政策及港澳的一國兩制（也包括未來的台灣）立下歷史及理論基礎：一個潛藏中國共產黨人多年的天下或天朝視野與格局。葛兆光關心的似乎多是學術政治，他希望能確立一個中國文化史的核心及起點，即宋朝的漢族中國，以及由此而討論中古以後（大約是唐以後）的跨區域文化歴史發展。

以歷史服務政權，令歷史讀起來令人厭厭欲睡，因為，歷史路徑不管多曲折，總被寫成邁向早已設定的目標。然而，葛兆光的歷史論述可貴之處，我以為，不在於有後現代史學的顛覆力，而在於表面頗為正統的文化思想史論述背後，充滿了曖昧與張力，讓人進一步詮釋。

例如，宋朝士人早有民族自我意識，透過漢字及儒家經典想像文化正統，但是，它是否一以貫之直到今天？即使不論元朝統治，不管滿清入關後二百年來對漢族士人的衝擊。事實上，葛在書中詳論在明朝之後，日本及朝鮮相當鄙夷清朝儒生，認為他們在服膺在異族統治之下，華夏文明盡失。其實這種想法，很難想像清朝儒生可以置身事外，中國正統的想像肯定受到不少衝擊。至於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棄，以及後來對儒家等傳統批判，更清楚說明這種斷裂。因此，漢族文化中國很明顯需要很強的想像，才能在這些層層斷裂中想像及記憶起自身的延續性，而各自的漢族想像，也少不免會打起來。例如，我自己便讀過晚清孫中山的黨友兼政敵陶成章寫的《教會源流考》，大談一個可追溯至宋朝的非儒家的民族正統。

葛兆光有一點總結倒是頗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國並非帝國變成民族國家，而是在有限「（漢族）國家」觀念及認知中，保存了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兩者「糾纏共生」。我讀出來的，並不是中華民族或天下的歷史合法性依據，相反，葛似乎告訴我們，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高談甚麼天下、多元一體等等，其實內裡仍有一個漢族文化意識作為核心，它與所謂「四裔」（滿蒙回藏）的關係，包含著漢族的自我想像，甚至是暴力。因為，要實現這種自我想像，並不容易。唐以後朝貢體制沒落，要由漢族想像中心出發，向外涵蓋四裔，只能靠武力與政治操控。自以為中原教化澤被四方，其實需要像乾隆「十全武功」般的軍事威嚇，加上蘊含宗教象徵符號的政治主從關係，例如，清朝所創發的「金瓶掣簽」（由清朝監督達賴及班襌轉世靈童的認定），以及駐藏大臣制度，都是一種雜政治及文化於一身的操控手段，已非以前的朝貢制度。到了共產黨手上，為了勉強穿起這帝國外衣，漢人政權以現代化推動者自居，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名，向少數民族推廣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配以黨政官僚及軍事控制。其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到了今天還能在不少制度中看到，例如，中共對西藏達賴及班襌活佛轉世仍然念茲在茲（十四世達賴反而並不堅持轉世），在2007年還推出了聽來頗為搞笑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葛兆光作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及思想史大家，少不免要高舉中國學術立場及旗幟，這留待日後的後現代或後殖民作研究及批判材料，但是，葛起碼沒有一頭栽進國家本位論中，這是值得慶幸的。我想，葛教授還是頭腦清晰的，他在書中早已明言，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寫中國歷史，也不必以歷史中國來合理化現代中國，我想，這種距離感，該是所有有關國家民族的教育及書寫的起碼前提。可惜，在今天中國的國家本位論者眼中，忘記學術的嚴格要求，消滅這種距離感，卻是他們的基本動作。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香港主流意見皆只看到外傭「流徙」的一面，例如，有反對者說：他們是外國人，是傭工，為什麼要讓他們留港？就連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說，外傭問題是移民政策問題，不涉人權及種族歧視。他們對外傭的界定是：離開了自己國家，但又不是香港居民的人，他們自願接受外傭簽證限制，是你情我願的自由選擇。

這個界定不能說是全錯，但卻以偏概全。所有流徙群體固然有其「流徙」（displacement）特質，但也有其「落地」（emplacement）的一面。研究難民及移民的學者，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對「落地」的關注，以反駁過分簡化的全球化或「世界是平的」的說法。流徙群體雖然跨境到處游走，可是，不要以為他們很自由很隨機地到處尋覓機會，實際上他們落在特定的軌道、活動空間、社會位置等等，而「落地」方式更往往受到社會權力的約束及支配。

從「落地」角度看外傭

只要我們從「落地」角度看，便不會犯上民主黨的基本概念錯誤，把外傭與解放軍及外交人員混亂類比。不用我的解釋大家也知道，外交人員與外傭的「落地」方式根本完全不同。香港外傭一般經勞務仲介公司進入香港，並受到嚴格的入境條例限制，包括只能做家庭傭工，必須居住在僱主家中。換言之，她們沒有自己的家，工作及休息空間不分，24小時隨時候命。一旦僱傭合約中止，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找另一位僱主，否則必須離港。

除了這些白紙黑字的限制，在社會及文化上亦落入非常狹窄的社會位置與空間。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她們是「外」傭，不是「勞工」，更不是「公民」。香港一般市民甚至沒有興趣去區分她們來自菲律賓還是印尼，只知她們是外人。政府以前收過「外傭稅」（以再培訓本地工人之名），但不會為她們提供文娛設施。她們在假期時沒有像樣的休憩空間，只好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甚至縫隙中野餐，如星期日的中環行人專用區，或社區的公園與天橋。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此覺得過意不去或感到羞恥，還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她們有礙觀瞻。

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用「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uncivil spaces），形容廣州的城中村，以及那裏的本地農民及農民工的處境。我認為，用來形容香港更貼切。我們為外傭訂的最低工資之低，說明我們並不期望她們能在香港過一個正常勞工及市民的生活，她們只配拿着微薄工資養活在祖國的家庭，最好永遠維持兩地分隔狀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就是我們購買她們的勞動力要她們勞動，但是，除了保證她們三餐溫飽明天還會起牀工作，以及每年有路費回鄉省親外，並不期望她們在香港有休憩娛樂、家庭生活、養育子女等等的機會。我們要她們「落地」，卻生不了根，要把大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推回她們的老家。

把成本推回她們老家

在香港，並不是所有流徙群體都有相同遭遇，他們各有各的「落地」方式，簡單來說，你只要看一下入境處的資料，便可以大概分析一下不同的「落地」方式。部分群體比較幸運，有一些一樣被困在不同的「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國內拿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以婦女為主），幾年前我們便說她們多住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另一種「非公民╱非文明」的城市空間。至於拿着優才及專才身分入境的，他們的處境要「文明」多了；甚至拿學生簽證在港讀書的國內學生（每年大概也有好幾千人），畢業後也可無條件延長簽證一年找工作，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我這樣分析外傭處境，主要不是希望令人同情她們，因而支持她們有權申請居港。我最想指出的是，香港像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不少流徙群體，她們被限制在特定的「落地」空間，處身「非公民╱非文明」的景况。

我們的確有權定下及修改入境及移民政策，但是，修訂的目標及標準是什麼呢？是讓外傭的「不文明」及「非公民」處境更惡劣，讓我們更好地剝削她們？流徙群體的處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是我們城市的文明或不文明的指標。不要忘記，外傭在香港出現，恰好是1970年代後期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冒起之時，也是公民社會初生階段。外傭的處境，其實反映着我們社會的公民性格，我們都要撫心自問，香港有多大程度能稱得上是關心人權與公義的公民社會，還是一個以現代文明與本土之名，實行隱性階級與種族統治的城市？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大唱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高調，幻想無邊界的烏托邦，而是立根於香港現况，提出漸進的政治社會改革方向。由外傭居權出發，我們不應只看到移民政策，而要看到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小市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及安居的問題。我們這幾年抗議地產霸權，抱怨樓貴租貴，在經濟及文化上覺得這個城市不再屬於我們。拿着三粒星的香港人，不是也一樣覺得缺了家的感覺，在地卻難生根嗎？對外來者是落地生根問題，對土生土長小市民來說，是如何與更多進步的公民一起，保育及創造美好家園。

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

在區選中，我們見識過建制派如何結合北京政府的政經強勢，在基層打造保守社區及本土組織的能量，即所謂「種票」及鐵票動員，而「反外傭」則成為他們爭奪「保衛香港」文化領導權的新戰線。對於落敗的民主派而言，困難重重，但問題不單是去搶「他們」的選票，因為，即使能搶回保守及排外性格極重的公民支持，這樣的家園也絕不是美好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要建立在一個開放而進步的本土社會，甚至退一萬步，若只關心擴大民主派選民數量，這也是必須的。

投票日，我在街頭拉票，看到大量沒有投票權的外傭經過，總令我有突兀的感覺，我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我在想，如果我們永遠只當她們以至其他「外人」透明，這樣的公民社會是否我們樂見呢？如果她們也是公民，那肯定會是一場不一樣的民主選舉。

■延伸文章

Siu, Helen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p. 329-350.

《明報》「論壇」，2011.11.14

原來己有人把這段記下，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監生是這些事件的領導人物，而撫平事件的關鍵也在監生，官府亦似乎不致於大規劃滅殺叛民，而以帶頭的監生了事。所以，可能對一般目不識丁的平民來說，找監生出頭是最理性的策略，既有人出面，亦有人最後受罪，可以令一般平民在民變中的損害減至最低。因此，讀書人與農民或其他平民的關係，除了有其社會道德文化因素外，也有理性計算在內。事實上，像段光清這種官吏也在拿捏這種分寸。

基層社會治安其實是頗為脆弱。是次騷亂有兩火頭，一為有關平糧價，一為定鹽界。兩者皆涉及富商與平民的階級衝突所致，前者涉及交糧稅的不公，後者為鹽商要禁絕私鹽，官府有很大傾向維持這種不公，因為地方甚至中央用度都要靠向這商賈勸捐。這都是恒常的因素，只要監生領導鬧事，官府鎮壓，便會發生衝突，中間沒有任何其他角色可以周旋。甚至在用武上，只要民變過幾百至千，地方武力已無法彈壓，例如東鄉戕官案，幾百軍兵在毫無武器、資訊優勢下，根本可謂不堪一擊（頁五一至七二）。

段光清在其年譜中多次提及「夷擾」，令官府在民眾心中的權威大失。

咸豐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