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我從來不敢誇大直接行動的效用，也不敢神聖化它，自己其實也沒有甚麼經驗，也反對以直接行動取代社會分析，外國有人視自己為純粹的直接行動者，我也不以為然。

不過，有時亦不妨視它為有效工具。

去年十二月，我們一群關心天星碼頭的朋友，經過一夜追捕孫明揚不果，第二天早上收到風，中午十二時他於政府總部見記者，我們懷著憤怒，混在記者中，大膽質問孫明揚，多年前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政府的態度如何？規劃師等的另類方案原地保留鐘樓，政府是否有回應？

以上問題把記者會弄得氣氛緊張，令我驚訝，一般傳媒記者出奇地乖，根本不懂問問題，問也問得客客氣氣，不像我們這群人咄咄迫人。

問完問題後，我們還大喊口號，臭罵孫公，記者有點驚訝，保安也很緊張，但不知如何應對。孫公與議員開完會後，記者要求我們回應，我們竟然可以佔用官員的咪座，大發議論，獲取最多的傳媒曝光。

當然，這不是勝利，爭取保留天星沒有成功，可是，這種進攻官方發言位置，以後不同的團體其實可策劃，當然，搞得太多，政府總部的保安還是會多多提防的。

圖片來源：

Jaume d’Urgell
>Josean<
fredericknoronha

三月六日，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逝世。

他說過一個關於「死亡」的故事：

有一位士兵，在市集的十字路口遇上死神，他認為，死神正向他撲面而來，他於是直奔國王的的宮殿，並請求賜予最好的馬匹，讓他可以在夜間逃往撒瑪爾罕，遠離死神。有鑑於此，國王傳召死神進宮，譴責他把他最好的僕人嚇走，但是，死神很驚訝，他回答說：「我並無意威嚇他，我只是有點驚奇，我本來明天會在撒瑪爾罕跟他有個約會，但竟然今天便碰上他。」（Baudrillard 1990[1979], Seduction, 72 ）

布希亞，是逃跑，還是跟死神約會去了？

昨晚在網誌才談到堂哥與大嫂，今天年初三團拜，卻見到二人出現在酒樓，還帶著三名千金，像往常每年一樣，高高興興地出現，像沒有甚麼事發生過。

我祖父母有四名兒子，十一個孫，有五個孫已有孩子，祖父母已去世，但這群親屬，每年還是要碰好幾次面，除了平日生日宴會及嫁娶外，就是年初三在酒樓的團拜，由祖父母這一房分支下來的親屬，再加上幾位表親，即使沒有全體出席，也可坐足三圍枱。

有人說，傳統家庭，就是這樣虛假，像堂兄及嫂子兩人離了婚，竟然還要在眾人面前裝，大家其實私下也知道，但好像要應付一下眾人心目中對理想家庭的形象。我記得，以前有人類學家也說過，大家族，擴展式家庭，是漢人社會的理想，實際上卻是孤零零的核心家庭，也許不無道理。

不過，我不想這樣犬儒，說虛假，太負面了，大嫂可能靠這樣的家庭聚會，能獲取一點地位（她笑眯眯地走過來，給我利是），也跟眾人產生一點聯繫，感受過節的氣氛，你叫她回娘家嗎？據說，她父母已去了泰國。不要說現代社會男女平等，己婚女人的悲哀仍然延續。

堂哥成為旁人眼中的「負心漢」，我倒沒有這樣看他，人嘛，總有七情六慾，他也承受了不少苦果。不過，他似乎也需要確認自己在這個大家庭中的地位，維持那種聯繫，感受這種氣氛，他是這個大家族的長子嫡孫。

據說，他跟那名女子生了小孩，卻不敢大大方方的介紹給這個大家族所有人認識，當然囉，我們心目中的大嫂，仍是在酒樓坐他旁邊的那位古時稱為「髮妻」的女人。

我想，堂哥，也有他的痛苦，我不覺得大年初三這一天，他真的很愉快地跟大家喝茶聊天，正如大嫂也一樣，人，就是如此矛盾。

堂哥與大嫂的故事，令我重新審視每年年初三這種大家族團拜活動，當然，對大家庭，又有另一番體會。

照片：bewarenerd

久違了的堂兄，原來兩年前已跟嫂子離婚，我今天才知道，覺得有點慚愧… …

我還記得，唸中學時，看著堂兄跟嫂子拍拖。嫂子是潮洲人，那個年頭的潮洲人都很大男人，嫂子是家中長女，父權制度下，很會幫家裡做事，性格很溫馴，好像二十歲不到，花樣年華。她經常來堂哥父母的小販攤檔幫手，家裡人都說，她就是好女人。

我心目中的堂兄也是好人一個，高大有型，唸小學時，我簡直覺得，全世界最有型的只有兩個人， 一個係許冠傑，一個就係我堂兄，我當時很親暱地稱他為哥哥。

他們結婚，就是郎才女貌，至少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美好，可能是我第一次（也許是唯一）從旁觀者角度領會到甚麼是幸福，當然，少不更事的我，太多幻想，看不到現實，不過，他倆拍拖結婚的情景，我還是很深印象。

婚後，他們生了三個女兒， 我入大學後，每年只見他們一兩次，每次見他們總是一家五口，樂也融融，但家庭的陰暗面，我不可能會知道。

據家人說，這幾年來，堂哥在外頭有另一個女人，跟嫂關係也不好，我當然也不會知道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還是根本沒有關係。嫂與堂哥當然吵過翻天，伯娘（堂哥的母親）與嫂更曾經去找那個女人與堂哥，大興問罪之師。

堂哥很少回家，長大了的女兒，慣常地反叛，讀書不成，也經常不回家，嫂經常獨自在家中，甚至曾想過自殺，有人說，看到她一人深夜在街頭踱步。

最後，兩人於兩年前離婚 。

平常不過的故事，也許因為親歷了它的開首，不了解經過，卻知道了結局，曾是幻想中的美好，所以今天的現實，令人份外難過，特別是替嫂子難過。

很想安慰一下嫂子（也許，不該這樣稱呼她了），卻感到有心無力。

英語又來了！我頂！

這次的難題是，如何用英語教一群講廣東話的本地學生中文寫作？

大學高層決定，下學期開始，所有課程需要用英語授課，不管你教的香港文化社會，還是中國現代歷史，一律英語。

同事與我教了兩年的現代中國文化轉型，我們都把課程設計為對抗官方的愛國／國情教育，所以，要用本地語言教授，明年，不知該如何用英語達到這個目標。

至於那一門系內開的中文寫作課，更是荒謬，要用一種外語來教香港學生寫中文。據說，若要用中文授課，要另外再向上頭申請，連正常授課都要申請，這個年頭，不正常比正常容易。

我們現在許多課程已用英語教授了，何解還要如此？

這種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式的語言政策，這種長官及官僚主義式的一刀切，與近日的本土化訴求，簡直南轅北轍。

干預學術自由，莫過於此，又何止是教統局李國章的專利？

誰要收養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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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互聯網興起，社會經常泛起各種有理或無理的恐懼症，跟互聯網相關的東西，總帶著各式各樣的罪名。

最近從陳家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個新詞，一個新罪名－－「公民記者文化」，據陳說，是指香港傳媒利用網上各種消息資訊，製造新聞；不過，這個稱謂並不妥當，因為，這種新聞徹頭徹尾是香港媒體企業的產物，與甚麼「公民記者」無關。

事實上，陳家傑所引的例子涉及的網民，皆並不認同自己是「公民記者」，例如，我從來沒有看到放短片到Youtube的香港網民，自稱是「公民記者」（有的話，請告訴我），討論區或甚至寫博客的香港人，也少以此為身份，生硬地冠以他們為「公民記者」，對他們不公，對部份認同自己是「公民記者」的朋友亦不公。

「公民記者」不是新詞，在外國有人使用，Dan Gillmor在他的書We the Media中，討論過及介紹不少例子，但都具體有所指，並非所有網民；在香港，以「公民記者」自許的人，少之又少，事實上，「公民記者」的概念，需要具體界定討論，不宜隨意把網上的活動通通算進來，這裡用三個例子：

1. 最經典的例子是韓國的Ohmynews，有韓文、日文及英文版， Ohmynews現已成為成功的商業模式，但它可能是第一家機構提出「公民記者」的想法，並大規模地付諸實行，更招攬了數以萬計的「公民記者」，跟不少主流大報平起平坐；而我自己也是Ohmynews國際版的「公民記者」；

2. 香港一些獨立媒體，如「網政21」或「香港人民廣播電台」曾用「公民記者」或「人民記者」，報導七一遊行或WTO會議的抗議；

3. 　獨立媒體（香港）亦曾嘗試推動，所以有「民間記者」及「民間記者（國際）」專欄，也搞過一些工作坊。

近年香港媒體，特別是報章，大量引用媒體上的資料及意見，主要是傳統媒體對新媒體及媒體科技的回應及運用，是好是壞，不能一概而論。至於一些資料沒有查證，又或者是過份主觀，缺乏事實根據，以及合理的推論，責任主要在挪用別人資訊意見的報章，而不應是網民，因為，正如剛才所說，大部份網民並不自視為記者，也不自視為新聞媒體工作，例如，不少寫博客的人只想寫寫日記，紓發感情，與友人分享，又怎可怪責他們呢？

至於由「公民記者」或者其他互聯網科技所推動的個人化媒體，多是Web 2.0所開創的可能性，新媒體對資訊的質量及生產過程的要求該如何，的確是一個又新又複雜的議題，這裡先不詳論，但是，至少應該要把新興事物的性質弄清楚，才作議論，不應隨意複製一種又一種的互聯網恐懼症。

這個學期教書，又再跟學生看米德的人類學著作。

1925年，米德（Margaret Mead）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獨身一人前往非西方地區進行田野考察的女性人類學家，以前的女性多陪伴作為人類學家的丈夫一同出外，米德這次九個月的旅程，成就了名著《薩摩亞的成年》（The Coming of Age in Samoa）。

她跟南太平洋小島薩摩亞上的小女孩很投契，她發現，未成年的女孩多有同性戀活動及性行為，成年者或快要成年者，亦有可能同時有同性及異性性行為，然而，奉行異性戀家庭制度的家長，並沒有阻止她們，也不會成為問題，根據米德所說，「性」對她們來說，只是一種遊戲，不管她們後來會否終止同性性行為，她們也會成長，變成大人，結婚生子。

人家把小孩子的性視為遊戲，我們的社會卻相反，小孩遊戲視作真實行為，還加鹽加醋。

蔣雯麗的所謂「亂倫廣告」，引起非議，實屬無謂，薩摩亞人*的包容兼幽默感，對比起中國當代社會的神經過敏，「媽媽，長大了我要娶你作老婆！」份屬童言，童言無忌，聽者有心，如果廣告中有亂倫或所謂戀母弒父的伊狄帕斯情結，那不在這位小孩，也不在創作人，而在覺得反感的觀眾身上，他們祟拜或認同的父權受到威脅，打從心底裡恐懼－－「我長大了，爸爸就會老」。

恐懼，化成了堂而皇之的亂倫禁忌，作思想審查，媒體監控。

米德認為，我們過份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性，導致成長成為一場充滿危機與困惱的過程，而不是輕鬆有秩序，那絕不是社會的福。

*1983年，一位紐西蘭人類學家Derek Freeman，他以自己的田野考察為基礎，特別是訪問米德當年的受訪者，撰寫了一部人類學著作，指出薩摩亞女孩的性並不是她筆下那麼自由開放，不過，Freeman的看法，也遭人質疑，因為，事隔幾十年，受訪者已成為祖母，不少更為基督徒，當年究竟如何，實難確知。

奶黃色明亮的燈光下，幾十個開放間隔的床位，沈伯睡在最盡頭的一角，電視機傳來的聲浪不小，但也太習以為常，驚不動半夢半醒的老人家，大家也很合作，聊天的聲音不至於吵耳；沈伯常想，一睡便不要起來。

這 個念頭不是今天才有，十幾年前已開始，那時還沒有進來這安老院，住在後面的家，一街之隔，但沈伯覺得差別還是很大，以至跟兒子媳婦爭吵糾纏了十幾年，才最 終被搬進來這家安老院，其實身體一點毛病也沒有；他閉上眼想著：還好，安老院的冷氣還不太差，怪異氣味不算濃烈，一個月四千七百元是貴了一點，但總比我姐 當年的景況好，她住的安老院費用大概很便宜，陣陣屎尿氣味沒有人投訴，她還有四個兒子供養呢！她的老伴更不堪了，被兒子送到大陸安老院，傳聞還因為厭世上 吊自殺了。

沈伯想：我呢？只有一個兒子，也不能太怪責他了，也沒有自殺的勇氣。

今天下午來了訪客，沈伯根本認不出是誰，他叫 了一聲舅公，沈伯猜，大概是外甥阿寬的兒子，三十來歲，叫甚麼名字早已忘記了；這些訪客的暄寒問暖千遍一律，沈伯也照常應對，有人聊聊也是好，東拉西扯四 十五分鐘，臨走時塞了幾百元進沈伯口袋，他便離去了，沈伯也只好再倒頭大睡，幸運的，便這樣一直睡下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