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無線電視新聞，煞有介事報導香港人去看《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花了好幾分鐘，訪問了接近十位市民，又有政府發言人出來講解。但這段新聞的主題是甚麼呢？ 1. 今天是第一天； 2. 有3,500人去看； 3. 一切秩序良好，大家都很滿意。 以前有人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我想，狗咬人固然是新聞，人與狗在街上走也是新聞。香港新聞對秩序有一種特別的興趣，不只是對破壞秩序者的奇景感興趣，還對秩序本身感興趣。電視畫面的影像秩序與現實（reality）世界的秩序，兩個層次的象徵化（symbolization）結合。 但究竟要講甚麼？甚麼也沒有，一切都很好，一切秩序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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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史以來小弟第一篇刊登在中國大陸報刊的文章，還是《南方都市報》，大家請看。 當然有小小刪減，不過還是很感謝編輯。原文如下： 「八十後」一詞自今年初開始，迅速進入香港媒體及日常話語之中，一切源於年初「反高鐵」抗爭中一群自稱「八十後」的年青人，但是，「八十後」這個本來起自中國大陸的詞彙，在香港有更早的起源。 最早使用該詞的是去年一群香港年青人，想用自己方法悼念「六四」二十周年，包括藝術展覽、街頭藝術活動、讀書會等等，稱之為「80後六四文化祭」。他們標記自己出生於八九年之前不久，對這件大事好像一無所知，卻極為好奇又覺得關乎自己這個世代。他們的「文化祭」當時不受媒體青睞，以至一般人也不懂得「八十後」這個起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賦予「八十後」的意義，充滿了自省，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切身反思。不過，當時還沒有人想過，這種反思會在半年後化成一股社會運動力量。 部份「80後六四文化祭」的「八十後」，加入了關注菜園村的行列；隨著村民的抗爭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爭議在網上世界及主流媒體中發酵，更多年青人加入菜園村關注組。本來是一個因為興建鐵路而要拆遷的小村，竟然成為這群年青人的大舞台；菜園村居民「捍衛家園」的口號中的「家」，亦指涉更大的「家」﹣﹣香港。他們曾在香港各區以跪拜的儀式，即所謂「五區苦行」，顯示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提出另類生活及發展方式，呼召公眾對社區，以至香港這個城市的關注。大家不明白他們為何稱水泥行人道與瀝青馬路為「土地」，更不懂他們向誰跪拜，可是，他們那種說不清的決心與情感，卻令不少人加入「苦行」行列。因此，豎立一支年青人的旗幟，變得理所當然，他們有意無意地又再提出「八十後」這個字頭。而大量年青人在通過鐵路撥款時包圍立法會，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成為媒體奇景。 媒體稱他們為「激進」，可是，我卻以為，他們的特點是難以歸入政治光譜。故此，傳媒以至香港政府很急於搞清楚他們到底是誰。 很多人喜歡把「八十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青人無法晉升。又有人說，是年青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主義」的文化與價值。不過，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及文化傾向的人其實不多，當中以戴高禮(Michael E. DeGolyer)教授最近發佈的研究最為引起哄動。 戴高禮在民意調查中發現，在不足半年內，18-29歲的年青人對政府的不滿大增，跟其他年齡層有顯著分別，有相當比例的年青人更接受「激進」行動。他把轉變歸結為政府兩個重大決策，包括高速鐵路的興建，以及政府最近推出的保守政制改革方案。前者觸及到他們對「家」的回憶、想像與感覺，後者則觸及民主，關乎他們對「家」的未來願景與投入。戴高禮的研究，引來不少媒體及政府關注，不過， 最近在一個講座裡，我卻聽到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持不同看法，他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部份大學生仍然不關心政治，甚至也不能算是後物質主義，他們的激進政治態度與另類文化價值是被過份誇大了。 「八十後」迅速成為一個仿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釋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式」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不少參與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但是，我也在大學教書已有八年，認識不少「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年輕人，我根本不容易找到他們之間多少共性，很難令我信服在街頭抗議的年青人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話分兩頭，有趣的是，參與社會行動的「八十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統計上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八十後」不是一個代表社會事實的概念，而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份認同，一種身份的話語。 話語的效果，不在於邏輯，不在於能說明真實，卻產生詩意效果，在於是否能觸動集體社會想像，這正是「八十後」這三個字能以小見大的原因。我以為，它觸動了我們對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社會的感覺與認同。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八十後出生的年青人到底感受到多少？八十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他們成長過程中，已聽到不少八十年代所打造的「香港」神話與「黃金年代」；可是，當他們懂性之時，香港的現實卻不怎麼漂亮，當年由《中英聯合聲明》許諾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已經日漸褪色。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著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五十萬人上街換到的，只是廿三條撤回、官員辭任、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著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請來」的迪士尼，港府要自掏腰包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現在已證明是連年虧本，未來還是一個財政無底洞。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卻步步高陞，在他治下的，似乎註定了不管任何文化計劃，包括籌備中的「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份。 回歸以來，香港遇上各種威脅香港「黃金年代」的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沙士、金融海嘯等等，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大部份「八十後」或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裡，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這令我想起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蔡穎儀曾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香港中產家庭如何消費迪士尼，從中深入探討親子關係的文化動態。她發現，中產家長致力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因此，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因此，他們為孩子挑選迪士尼玩具以至動畫非常謹慎，不隨便讓他們沉迷，在家長眼中，迪士尼的教育產品，特別是英語教材，才是最適合孩子。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慾望，這一切都充滿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時代」的印記。 由大見小，由小見大，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財政司曾俊華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八十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勉勵年青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青年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八十後」的年青人需要甚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最近又出現關注政制改革的「八十後」，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政經特權，他們身體力行，投身實踐自己的政治願景，只是沉溺在「黃金年代」的官員太懷舊，不太願意聆聽與承認，不敢想像新事物。至於其他「八十後」的青年是否會按著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八十後」是誰，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的問題，不管你是否「八十後」，我們也要回答。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立法會裏說，今天的政改方案不只對香港民主有利，對中國民主也很有意義。可惜他的發言到此為止，無法聽到他的議論。 這幾天一邊看電視直播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一邊聽到立法會門外咒罵民主黨的聲音，腦海裏卻出現這幾年不斷出版的建國初期民主黨派的回憶錄及歷史文學，最著名的當推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最後的貴族》），最近則剛讀過去年出版戴晴著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不知民主黨的元老司徒華先生在養病中有沒有時間一看呢？ 戴晴這本書寫得不算出色，有不少地方扯得太遠，未能做到較深厚的歷史理解，但是，比起之前類近的著作，它的歷史跨度較大，把建國後被清剿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學術及政治背景，較為清楚地勾劃出來，走出了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故事框框。 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 二十年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共產黨一起學步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先鋒黨，從此界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政治的主調。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殘酷清黨後，轉向學習歐洲其他國家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實現「黨外無黨」的「訓政」。中國民主黨派亦由此艱難而誕生，受盡國民黨追捕打壓。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黨派，跟中國共產黨是同盟者，催迫國民黨跟全國一致抗日，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抵抗蔣介石以「訓政」來實行法西斯主義，不少人更主張國家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因此，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可以說是左翼政黨運動。 這本書的主人翁張東蓀，一九三二年創立國家社會黨，出版《再生》周刊。這位燕京大學的哲學家在學術界地位顯赫，被稱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政治信念上靠近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黨派中聲名地位極高。四五年的國共談判時，由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他亦是其中一員。後來國共談判破裂，進入內戰，蔣介石漸敗退。四九年，中共大軍壓向北平，毛澤東便曾指定由張東蓀這位學者兼民主黨派人士居中斡旋，令守城的總司令傅作義投降，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後，這位名滿學術界的教授自然成為第一屆政務院委員。 張東蓀不是個別例子。毛澤東把建國前後定性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當時，不管是最高層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還是政務院，有都大量民主黨派人士，就連副主席也有兩位是民主黨派人士，分別是民盟的張瀾，以及民革的李濟深。所謂「共同執政，互相監督」，民主黨派跟共產黨的「溝通合作」可說是史無前例。民主黨派表面上享受著史無前例的建制權力，但也同時是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結束之日。 張東蓀的命運提早預示了這個末日。五二年二月，中共在三反五反之餘，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張東蓀是被批得最狠的一位，也是無法過關的一位。不久，他被指控為美國特務，免去政府職務，開除出民盟。事後看來，這只是五年後打擊範圍更廣泛的「反右」運動的前奏，到了五七年，中共終於把所有民主黨派「改造」過來，也因此正式終結了「共同執政」與民主黨派運動，自此，「民主黨派」只能成為中共的「政治花瓶」。 我要重提重讀這段歷史的意圖，跟戴晴有點不同，並不是要對共產黨作道德指控，說明共產黨不可信。相反，我想提出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派，特別是香港的民主派。 我從這本書中才知道，香港不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基地之一，還是四十年代的民主黨派匯聚聯合之地。四一年三月，張君勵、張東蓀、黃炎培、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在重慶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用香港的政治詞彙，就是現代中國第一個「泛民主派」。為了逃避蔣介石的打壓，梁漱溟便去香港辦了《光明報》，第一份政團同盟的報紙。可惜，這個當年的「泛民」傳統沒有留在香港開花結果。 香港民主派的發靭遲至八十年代，從整個中國的大局看，是中國民主黨派被消滅了二十年後的重生。得以重生，完全不是二十世紀初的左翼政黨繼承，卻全因香港奇特的政治處境。殖民地晚期的政治寬鬆與政制改革，遇上鄧小平「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前途，讓香港的民主派有生存及發展的土壤。共產黨無法再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把初生的民主黨派收服，只能把他們的活動限制在這個小城之中，把他們跟中國大陸隔開。八九年學生運動時的中港一心，讓共產黨清楚看到這種政治分隔是必需的。然而，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這個政治解決方案，現在反過來，又成為共產黨插手香港政治的絆腳石，因為，它至今仍未能完全解答，在香港如何實踐「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 單是這些奇特的歷史政治原因，其實也只會減慢一黨專政對多元政治力量的吸納、收編及打擊。真正讓香港民主派能存活發展，是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派有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 二十世紀初的頻繁戰亂，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戰爭與黨國機器不斷膨脹，非軍事化的民主黨派根本難以在社會上扎根，有其穩定的群眾，不管是社區還是工會，更不要說有獨立於國共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黨派淪為文人論政，即使解放後的「共同執政」，跟共產黨長期控制及動員廣大群眾相比，民主黨派只是幾個無根的知識分子團體。相反，過去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黨派是一個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中誕生的，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產物。 由此觀之，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經驗，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香港的民主黨派運動該像當年無法選擇的中國民主黨派一樣，尋求與共產黨或其代理人更多更深的合作嗎？還是該擴大及保存群眾運動的動力？當然，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畢竟歷史在變化，中共雖然維持一黨專政，卻終究不是毛澤東的政權，而香港社會也不是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但是，這次民主黨與北京政府的「密室談判」共識，來得如此突兀及欠缺透明度，以至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不單未能植根於香港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反而引發不少黨友、支持者、同盟者的反感與敵意；看看聚集在立法會門外失望及零星群眾，更令人感到群眾運動有被邊緣化的趨勢。 令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氣 我其實不太關心區議會方案的「民主成分」是否足夠，也不關心是否會讓泛民多拿些立法會席位及資源，我只關心民主黨往建制靠近的路線，是讓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了氣？對未來的評估與想像，更需要結合那個民主黨派運動的死亡之地﹣﹣中國大陸。在中共的專政與領導下，推動香港民主政制其真義在何？對復興中國民主黨派運動有何意義？這些問題，不是「增加民主成分」六個字可以回答的。 若干年後，有心人可以寫一本題為「何俊仁和他的時代」，希望不會予人歷史不斷重複的感覺。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0.06.27
這個blog搬家到bluehost已兩年，最近半年不知為何，經常被人攻擊，這個家仿如馬頭圍道唐樓，已先後「倒塌」多次，最後，還是搬回到wordpress.com的老家。唉！ 至於這兩年的東西，我還要花時間找回到，實在太忙，沒有時間搞。
你有看美國連續劇《逃》（國內譯作《越獄》）嗎？如果有，你可能會喜歡看這篇＜以馬列主義原理分析美國連續劇《越獄》＞的文章，頗為精彩，搞笑中，又好像有點道理，值得一看。 文章很長，節錄一段給大家看： 革命者一开始就处于重重包围之中，资产阶级政府惧怕革命的影响扩大，调集了包括州警和以 fbi 在内的国家机器对起义的革命者展开了大肆追捕。在资产阶级政权的疯狂围剿中，起义队伍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在长征路上召开了“仓库会议”，对革命党第一阶段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下一阶段的斗争策略 —— 决定采用分散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形式，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去扩大革命影响。而 ms 和 linc 则要完成另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二次起义，营救革命的生力军—— lj 同志。不幸的是，第二次起义计划泄露，被狡猾的 fbi mahone 镇压，营救行动失败，ms 和 linc 被迫转移，革命一度处于危急当中。实践证明了 linc 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巨大危害，及时纠正错误的革命路线对于革命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ms是劇中入監獄救哥哥的靚仔主角，linc是哥哥，lj同志是linc的兒子，mahone是追捕他們的聯邦探員。作者似乎把逃獄，連繫上中國共產黨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不如一起聽右手邊的國際歌，也可以聽一下這首Billy的反世貿歌＜這世界絕不割賣＞：
同人唔同命。 有多少會不知道美國發生校園槍擊案，死了三十三人？在媒體大肆報導下，恐怕不知道的人不多。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中國遼寧省鐵嶺市清河特殊鋼公司，一宗鋼水泄漏意外，便死了三十二人？ 香港媒體算略盡綿力報導一下，但據說連中央電視台也沒有報導，反而對美國校園槍擊案十分感興趣。
文化界支持原地保留聲明 去年12月強拆天星碼引起了軒然大波，文化界及其它專業界別，連同廣大的普羅市民，都對政府之缺乏諮詢誠意、對文化及歷史欠缺尊重、以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邏輯表示了強烈的異議。及至近日，在保留皇后碼頭的議題上我們可以看見，政府並不像它所宣稱那樣汲取教訓、有所學習：政府近月所拋出的「保存中環皇后碼頭的建議」，仍然顯示它對文化、歷史價值這些層面的問題，若非不屑一顧，就是魚目混珠。就此，我們作為一群文化藝術界人士，願在這裡再次重申我們的看法。 海岸不可被壟斷，珍重公共空間 皇后碼頭的意義並不是孤立的，它與天星碼頭、大會堂是三足而立的現代主義建築群，構成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近五十年來供不同興趣、國籍、背景的人士行坐休憩；尤其對於大會堂這個藝術場地來說，這樣氣氛紓緩、視野開闊的空間非常重要，孕育著70年代以降之文化種籽。 天星碼頭已被夷平，照政府現時提供的規劃藍圖，在皇后碼頭也被拆卸之後，橫亙在大會堂外的將是一條40米闊的P2公路，公路的另一旁將是4層高的商場。而屆時若要走到海邊，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經由商場（摩地大廈），一是經由新政府總部的平台。這象徵著，將來我們與海岸的關係，必須經過財團與政府的中介。我們不禁要問，在消費和管治之外，香港還剩下什麼？ 不知有多少人抨擊過多少次，香港已有太多一式一樣的商場，人所身處的消費性空間，枯燥得令人窒息。這些關於城市規劃的意見，在天星抗爭之後曾極為響亮。而政府意圖以拆卸皇后為代價所提供的這幅城市圖景，仍然是一樣的枯燥。 在空間格局中重認歷史 皇后碼頭、大會堂、愛丁堡廣場和天星，是一個具有歷史象徵的整體。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皇后與天星先後搬至現址，其後歷任港督抵達中環、在皇后碼頭上岸，然後步入大會堂宣誓就職。五十年代的轉址，標誌著殖民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由以往的「貴族與平民」，轉為「現代政府與市民」。這不是什麼美好的回憶，但是殖民統治歷史的重要座標之一。天星、皇后以及大會堂的方正平凡外貌，所飾演之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態，亦足為「強政勵治」之諍言。 在天星之後，曾有大量民間自發的藝術、學術、文化、民眾活動在皇后碼頭舉行，文化界不少人士正與民間力量攜手，以自發自主的活動，將這個本來象徵著殖民統治權威的碼頭，重塑為引發及凝聚人民力量的場所。揮別殖民狀態，人民在這裡出發 。老去的碼頭上，散發光和熱的歷史正在被書寫，它也（將）成為我城人民日後的記憶之重要零件。 中環的美利樓在拆卸近二十年後，政府方將其於赤柱「重置」；而整棟建築物變成一個商場、其原有價值泯滅無存，可稱是一個具教育意義的「重置」失敗例子。不顧歷史與空間脈絡，美其名為「保育」，其實是埋葬記憶的一種手段。恕我們清醒而悲觀，政府現時提出要「重置」皇后碼頭，只怕是另一次犧牲。 公關不是誠意 自1998年至今，滔滔十年，政府只就整個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諮詢公眾，從未就天星及皇后的去留，請過市民說一句話。我們看不到政府有向專業團體及市民提供足夠資料，供其判斷或設計另類方案。政府把自己親手製造出來的沉默，當成拆卸碼頭的許可證。當專業團體被「邀請」就皇后碼頭的保存作出建議時，它們根本無法在政府手中取得足夠資訊。政府一味誇大合約範圍和損失金額，各種原址保留的方案被排斥。事實上，政府言之鑿鑿的「機鐵隧道﹝後460米﹞」、「摩地大廈」等等，根本未有任何合約簽定。 在天星事件之後，政府在城市規劃的思維上毫無進步，並沒有真正吸納文化保育的精神，只是把「保育」和「集體回憶」當成公關手段。作為一個殖民地，我們已經被寫入過太多不能認同，充滿空白和斷裂和創傷和弦外之音的歷史書。能不能讓我們，及下一代，在原本、無奈的空間格局裡，重溯、反省我們的歷史，在公共空間裡免於消費、自由交流，而不是在假古董的圍繞中醉醺醺不知人間何世？ 我們要求原址保留皇后碼頭。 發起人：梁文道、馬家輝、梁寶山、鄭威鵬﹝小西﹞、曾德平、麥海珊、鄧小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