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居港權的爭議持續，甚至有人認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發酵，導致公民黨大敗。到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的市民，高舉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身分，在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攪動下，甚至出現排外歧視的言論及情緒，實屬悲哀。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香港主流意見皆只看到外傭「流徙」的一面，例如，有反對者說：他們是外國人，是傭工，為什麼要讓他們留港？就連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說，外傭問題是移民政策問題，不涉人權及種族歧視。他們對外傭的界定是：離開了自己國家，但又不是香港居民的人，他們自願接受外傭簽證限制，是你情我願的自由選擇。 這個界定不能說是全錯，但卻以偏概全。所有流徙群體固然有其「流徙」（displacement）特質，但也有其「落地」（emplacement）的一面。研究難民及移民的學者，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對「落地」的關注，以反駁過分簡化的全球化或「世界是平的」的說法。流徙群體雖然跨境到處游走，可是，不要以為他們很自由很隨機地到處尋覓機會，實際上他們落在特定的軌道、活動空間、社會位置等等，而「落地」方式更往往受到社會權力的約束及支配。 從「落地」角度看外傭 只要我們從「落地」角度看，便不會犯上民主黨的基本概念錯誤，把外傭與解放軍及外交人員混亂類比。不用我的解釋大家也知道，外交人員與外傭的「落地」方式根本完全不同。香港外傭一般經勞務仲介公司進入香港，並受到嚴格的入境條例限制，包括只能做家庭傭工，必須居住在僱主家中。換言之，她們沒有自己的家，工作及休息空間不分，24小時隨時候命。一旦僱傭合約中止，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找另一位僱主，否則必須離港。 除了這些白紙黑字的限制，在社會及文化上亦落入非常狹窄的社會位置與空間。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她們是「外」傭，不是「勞工」，更不是「公民」。香港一般市民甚至沒有興趣去區分她們來自菲律賓還是印尼，只知她們是外人。政府以前收過「外傭稅」（以再培訓本地工人之名），但不會為她們提供文娛設施。她們在假期時沒有像樣的休憩空間，只好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甚至縫隙中野餐，如星期日的中環行人專用區，或社區的公園與天橋。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此覺得過意不去或感到羞恥，還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她們有礙觀瞻。 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用「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uncivil spaces），形容廣州的城中村，以及那裏的本地農民及農民工的處境。我認為，用來形容香港更貼切。我們為外傭訂的最低工資之低，說明我們並不期望她們能在香港過一個正常勞工及市民的生活，她們只配拿着微薄工資養活在祖國的家庭，最好永遠維持兩地分隔狀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就是我們購買她們的勞動力要她們勞動，但是，除了保證她們三餐溫飽明天還會起牀工作，以及每年有路費回鄉省親外，並不期望她們在香港有休憩娛樂、家庭生活、養育子女等等的機會。我們要她們「落地」，卻生不了根，要把大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推回她們的老家。 把成本推回她們老家 在香港，並不是所有流徙群體都有相同遭遇，他們各有各的「落地」方式，簡單來說，你只要看一下入境處的資料，便可以大概分析一下不同的「落地」方式。部分群體比較幸運，有一些一樣被困在不同的「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國內拿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以婦女為主），幾年前我們便說她們多住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另一種「非公民╱非文明」的城市空間。至於拿着優才及專才身分入境的，他們的處境要「文明」多了；甚至拿學生簽證在港讀書的國內學生（每年大概也有好幾千人），畢業後也可無條件延長簽證一年找工作，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我這樣分析外傭處境，主要不是希望令人同情她們，因而支持她們有權申請居港。我最想指出的是，香港像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不少流徙群體，她們被限制在特定的「落地」空間，處身「非公民╱非文明」的景况。 我們的確有權定下及修改入境及移民政策，但是，修訂的目標及標準是什麼呢？是讓外傭的「不文明」及「非公民」處境更惡劣，讓我們更好地剝削她們？流徙群體的處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是我們城市的文明或不文明的指標。不要忘記，外傭在香港出現，恰好是1970年代後期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冒起之時，也是公民社會初生階段。外傭的處境，其實反映着我們社會的公民性格，我們都要撫心自問，香港有多大程度能稱得上是關心人權與公義的公民社會，還是一個以現代文明與本土之名，實行隱性階級與種族統治的城市？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大唱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高調，幻想無邊界的烏托邦，而是立根於香港現况，提出漸進的政治社會改革方向。由外傭居權出發，我們不應只看到移民政策，而要看到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小市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及安居的問題。我們這幾年抗議地產霸權，抱怨樓貴租貴，在經濟及文化上覺得這個城市不再屬於我們。拿着三粒星的香港人，不是也一樣覺得缺了家的感覺，在地卻難生根嗎？對外來者是落地生根問題，對土生土長小市民來說，是如何與更多進步的公民一起，保育及創造美好家園。 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 在區選中，我們見識過建制派如何結合北京政府的政經強勢，在基層打造保守社區及本土組織的能量，即所謂「種票」及鐵票動員，而「反外傭」則成為他們爭奪「保衛香港」文化領導權的新戰線。對於落敗的民主派而言，困難重重，但問題不單是去搶「他們」的選票，因為，即使能搶回保守及排外性格極重的公民支持，這樣的家園也絕不是美好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要建立在一個開放而進步的本土社會，甚至退一萬步，若只關心擴大民主派選民數量，這也是必須的。 投票日，我在街頭拉票，看到大量沒有投票權的外傭經過，總令我有突兀的感覺，我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我在想，如果我們永遠只當她們以至其他「外人」透明，這樣的公民社會是否我們樂見呢？如果她們也是公民，那肯定會是一場不一樣的民主選舉。 ■延伸文章 Siu, Helen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p. 329-350. 《明報》「論壇」，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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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英國兩位城市研究者爭論縉紳化（gentrification），似乎可以幫助理解香港個案之獨特性。 Tom Slater狠批Chris Hammnett，指他把愈來愈中產人口的內城倫敦，解釋為階級結構轉變（以職業作階級分類），是主流兼附和新自由主義之舉，以階級取代（class replacement）取代了階級驅趕（displacement）。Hammnett指出，倫敦以至英國去工業化帶來大量中產階級聚集，造成了勞動階級人口下降，而不是縉紳化造成階級驅趕。雖然他承認，的確存在Peter Marcuse所言的排擠性驅趕（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即簡言之的pricing out，但實質性的驅趕相對少。Hammnett認為，更重要的是，產業及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導致階級結構出現了變化，改變了房產市場的需求，從而造成倫敦中產人口上升以及縉紳化。 其實，Chris Hammnett並沒有否認政策性因素，也沒否認階級存在不平等，他只是認為，不應簡化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不過，他沒有對前兩者進行理論化或概念化，從論證上他要突出階級結構轉變的因素。至於Tom Slater則指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的關係，才是重點，不過，他也似乎沒有抓準階級不平等及矛盾與空間轉變之間的機制。 因此，也許香港，特別是灣仔，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案例。我最近從2001及200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中得知，灣仔的中產階級人口比例幾乎沒有變，但是，房貸支出卻有大幅度變化，由每月HK$15,000下降至HK$8,500左右，明顯是跟亞洲金融風暴後，地產價格及利率由高點大幅下降有關，而與階級結構無關。由於缺乏2011年的統計數據，無法看到階級結構是否有大變，但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利率沒有大變）卻是事實，換言之，縉紳化不是由階級結構轉變導致市場需求所推動，甚至縉紳化可能不是隨著階級結構（若2011年的統計數字出來後，看到灣仔及香港階級分類比例沒變便可確認），而是政府與地產資本在經濟衰退中後重尋新的積累策略所致。
不知已是第幾回有大陸的自由派朋友跟我說，中國即將崩潰，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快要結束了。這次這位朋友肯定地說：十八個月。然後，是一大堆我已很熟悉的分析，經濟怎麼外強中乾，地方壞賬一塌胡塗，政權如何虛弱得連一些地方人大小市民也不放過，亂抓異見反對派人士等等。他說，這叫樂觀。 這種樂觀，我每年（有時是每幾個月）就要聽一回。我倒不是悲觀，覺得中國共產黨會永遠統治下去。不過，這些樂觀的人心裡面，總是蘊含著悲觀。因為，希望總是在後頭，在將來，現況實在難以忍受。其實，對未來鉅變樂觀，是對現狀悲觀，結果，現在該做甚麼？就是幾乎甚麼也不能做，只能罵。 聊天時剛好有馬來西亞朋友在，他們說，馬來西亞有選舉，執政國陣可能十年內便要倒台。我開玩笑說，太慢了，大陸自由派花兩年把中共幹掉，再去馬來西亞幫忙一下吧，讓馬來西亞人省點時間。 馬來西亞朋友的十年，有選舉形勢分析判斷的基礎，這方面中國是不存在，不過，我們有自晚清以來的危機意識。許多人談亡國亡種，總是覺得國之將亡，不管樂還是擔憂。不過，還是有分別的，晚清時，有膽量的，可以一邊憂國，一邊搞革命、政變、暗殺、上街等等。可是現在呢？在盛世中國裡，在專政我們只能繳械，剩下滿口危機論，坐看風雲變。 我最後跟朋友說，我其實比你的樂觀還樂觀，我的樂觀不建立在中共是否倒下去，而在於一切的改變。我是永遠無法以大國作為思想與行動參考點，我，只能守住我的小城意識。
青苗上河圖 Riverside Scene of Local Agriculture (2).
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年六月四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歴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青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歴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二十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訊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歴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歴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支聯會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鉅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著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份民主派中人一邊喊著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份子與青年，要守著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二十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著當年的格局。八十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故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吻，以虛擬的西方身份，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不過，二十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鉅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南巡所豎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八十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故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歴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裡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發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份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著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故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著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二十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港鐵的廣告代理浩騰媒體（OMD）弄出了明目張膽的威脅干預媒體事件，最後一如大家所料，以「道歉」結束，撲熄這次小小的內爆。 OMD發給媒體這篇通告，就好像我們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人物，除了演戲中角色外，有時會稍稍跳角色，評價自己或所身處的環境，不管是吟唱還是唸白。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借用我們的傳統戲曲（例如他觀賞過的梅蘭芳京劇演出），強調「疏離」效果（distancing effect）對建立批判意識的重要。簡言之，就像一個在舞台上演資本家的演員，對著觀眾說：「我是資本家，我的任務就是要剝削工人，而且要令他們不覺得被剝削，或起碼不反抗。」 當演員這樣說，是道出了事實，但也同時令自己的角色變得不可能。Zizek利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特性，就存在於真實界（the Real），一個不能佔用及取得的位置，但是，又是一個不能迴避的位置（Zizek 1989: 156）。 因此，OMD便是扮演了這個存在於真實界的位置，就像弗洛伊德失言（Freudian slip），它道出了港鐵以至許多大公司的意圖，以至事實，卻又是一個不可能的位置，因為，當它說出來了之後，媒體及公眾不能接受，連港鐵也不會願意承認，結果，它無法幫港鐵扮演這個角色下去。唯一可以走出這個困境，便是否認它，就好像承認不過是「失言」，「錯誤闡釋港鐵公司立場」，再次把它融入符號世界中的秩序。當然，大企業要控制媒體，仍然在這個符號秩序之外進行。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我不知道，在香港普及文化歷史中，「民初片」是何時誕生的。不過，它誕生之後，便好像陰魂不散開枝散葉。 無線的《女拳》終於大結局，換一套時裝鬧劇可能對觀眾的身心都較好。 《女拳》故事講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廣州，故事中有廣州市長，有政府專員，但好像都與民國歷史沒有關係似的，簡直就像是一個完全虛構的國家與城市。這段時期，廣州是國民革命的中心，是國民黨聯俄容共之地，整個廣州曾有大量蘇聯人活動。就算這些大複雜，編劇起碼也應該知道國民黨與北伐吧，怎麼故事中連提一下的興趣或勇氣也沒有？ 民初片有它自己一套偽歷史邏輯：民初片加上功夫，按照近日香港普及文化的公式，不能不提反日，所以有個日本人奸角，以及漢奸。總之就是民族主義。 我不想責怪編劇，因為，一個有起碼歷史常識的人也不會編出這樣的劇，他們之所以如此清洗歷史及政治的原因，應該有些TVB的原因。我們被TVB餵哺成長，但遠遠未打開TVB這個巨大的黑匣子！
規劃快車殺到埋身 — 簡評《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 香港獨立媒體. 不管語言多花俏，中央及地方政府都盡力尋求擴大固定投資的機會，香港政府也不例外。
今天看無線電視新聞，煞有介事報導香港人去看《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花了好幾分鐘，訪問了接近十位市民，又有政府發言人出來講解。但這段新聞的主題是甚麼呢？ 1. 今天是第一天； 2. 有3,500人去看； 3. 一切秩序良好，大家都很滿意。 以前有人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我想，狗咬人固然是新聞，人與狗在街上走也是新聞。香港新聞對秩序有一種特別的興趣，不只是對破壞秩序者的奇景感興趣，還對秩序本身感興趣。電視畫面的影像秩序與現實（reality）世界的秩序，兩個層次的象徵化（symbolization）結合。 但究竟要講甚麼？甚麼也沒有，一切都很好，一切秩序都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