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論文很悶，總有欲望看閒書。 冷眼看大學高層，如何回應同學質疑新語文政策，想起Hannah Arendt對「平庸」的討論。 1960年，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綁架，並送回耶路撒冷審訊。這傢伙在二戰時策劃多個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人人都視他為大魔頭。 1961年，Arendt前往耶路撒冷聽審，她發現，Eichmann看起來，不像是個窮凶極惡的大魔頭，他不過是一個小官員，他自稱自己是個守法盡忠的官員，他說，他只聽從希特拉「命令」。他還真懂得開玩笑，他看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希特拉的「命令」就如康德說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 這當然是嚴重歪曲了康德的哲學，Arendt指出，康德的原意是，每一個人都是一位立法者（legislator），要執行的「定然律令」，自己該十分清楚及認同其意義的，不會及不應盲目遵守任何法律（136-137）。 Eichmann本著「做好呢份工」精神，執行「命令」，他鄙視那些貪污官員，他們為了勒索金錢而放過猶太人，Eichmann絕不這樣做。 行政主導，兼致力閹割立法者的香港政治，當然會製造許多「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平庸官員。而我們的大學高層，亦只會不斷簡單重複，而不會解釋及詮釋那個「國際化＝英語」的無上律令，因為不管讀過多少書，拿了多少個學位，也還是「平庸」（ba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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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大學城，佔地超過43平方公里，有十多萬大學生，三年建成，耗資200億人民幣，又一個中國大工程。 據說，始作俑者是廣東省省委書記張德江的傑作，在此以前，他是浙江省省委書記，有人說，因為他來自浙江省這個文化大省，所以覺得廣東在文化上很弱，所以，要搞一個有文化氣息的大政績。 結果，便一下子把小谷圍這個島上的四個村大部份土地徵用了，而且，還繼續一口一口地把村裡剩餘的土地吃掉，例如，北亭村一大片土地被一個巨大商場進一步吞噬。 看著非常現代主義的大學建築，感受不到人文氣息，只感到暴力。
看到以下這段文字有點驚訝： 「而在福柯的意义上，加入了反抗，便加入了统治的游戏。在八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讨论中，反抗始终是独立品格的潜台词。对我个人说来，我从福柯的启示中，学会了拒绝游戏。拒绝加人统治一压迫/反抗的游戏，而这类行为本身便可能成为消解统治游戏的姿态。当然，这也词时意味着你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意义受到损害。这又是一个困境，一个两难。在这两难之中，我仍选择拒绝游戏。 … … 我所谓拒绝，是拒绝以你的方式进人游戏。或者说是拒绝你的游.戏。我有自己的游戏和自己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写作、发表自己的文章，讲课、讲演。这是我的行为方式。我坚持我的社会批判立场，坦率的说，在我行为和思考方式中包合颠覆性的力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反叛者或抗议者；而是去揭示、拆解权力游戏的秘密与压抑的机制。 」（全文） 有人竟然這樣閱讀福柯，也許，她不知道福柯也組織過「監獄訊息小組」，參與過示威抗議，更不知有無政府主義者運用福柯的理論。有空要寫一下福柯的政治，以及由他的理論所引伸出來的政治實踐可能。 不過，部份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如此接受福柯，還可以自稱「批判」，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照片來源：Muli Koppel
有人說，大學，是呼吸自由空氣的地方，身處其中，大概只是虛妄與諷刺。 信報社論問，為何陸鴻基於2004年受到教統局壓力時，不即時公開反抗，要待至正副校長行將退任，才對李國章作如此嚴重的指控？ 行外人這個問題，合情合理；但在大學裡打滾過的，大概不難理解。 香港的八所大學可謂仰人鼻息，政府是最大財主，不過，還好一點，中間隔了一個大學撥款委員會（UGC），但教院則更直接面對教統局，操生殺大權，在這種結構下，莫禮時與陸鴻基皆要重視與政府高官的基本關係，先內部談判商議，不到最後關頭，不輕言決裂。 現在這個時刻，大概就是最後關頭，奮力一搏。 香港高教界黑幕重重，行頭窄，到處遇上熟人，在某大學鬧翻了，要到另一家同時政府資助的大學謀生，談何容易？加上以前的高薪厚祿（現在新入職的當然大不如前），誰要過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最好少過問校內校外政治！我有幾位年輕時的學生組織朋友，現在連聯署大是大非的聲明也要左思右想。 學院中人大部份慣於窩裡鬥，陰謀家當道，不少人委曲求全，虛與委蛇，不容易走出來，面向社會，捍衛思想及學術自由。 學院這個象牙塔，看似安樂窩，亦是消磨心志的囚牢。 多年前，鍾庭耀事件罕有地暴露了冰山一角，去年浸大杜耀明等的抗爭，令人敬佩，今年的教院事件，矛頭更指向李局長了。 不過，香港亦是時候要改變了。 照片來源：Phillip the Filipino
一直對華文學術著作翻譯很不滿，當然，馬恩全集是例外，翻譯得相當認真，因為是官方的；剛開放改革時，大量翻譯書出現，也是我的啟蒙讀物，翻譯得很粗糙， 沒辦法，出版社沒有錢，幾十年的外國理論國內學者讀得少，現在，中國大陸書籍市場這麼大，這麼蓬勃，國人對外國學術界接觸頗深，怎麼還可以這麼粗疏。 2000年編的《文化研究讀本》，收錄的文章很不錯，書的前言算也很好，文化研究的背景脈絡談得算清楚，值得一讀，可是，不論全書的翻譯還是編輯，卻頗為馬虎，令人氣結。 就以其中一篇名為＜廣告的雙重言說和意識形態：教師手記＞為例，文章很好，適合用作大學本科生的教材，想找原文看，但由於全書的作者外文名字及學術名詞的英文也沒有註明，文章出處也沒有，所以只能猜，作者叫理查德．奧曼，應該不算名學者，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最後，憑「雙重言說」（doublespeak）終於找到了，是收錄在American Media & Mass Culture，作者叫”Richard Ohmann”，文章標題是”Doublespeak and Ideology in Ads: A Kit for Teachers”，1976年的作品，我之所以這麼困難，全因被譯本的一個註。 譯本的文章標題上有一星號，第一頁底有一個註釋：「參閱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或者羅納德．格羅斯的短文《廣告的語言》（本文收錄於由尼爾．波斯坦曼、查爾斯．溫加特納與特倫斯．P．莫蘭主編的《美國的語言》）。」 簡直莫名其妙， 《單向度的人》一書我看過，不會收錄這篇文章，至於《廣告的語言》我則不知道了，而《美國的語言》是甚麼書？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結果，我翻看原文，才知道錯在哪裡。 這個註不在文章標題，而在文中”Kinds of Ads, and How They Sell Ideas (Not Just Products)”一節中（p. 109），所以，根本不是文章出處，怎麼在翻譯時放在首頁？大概是因為譯者把內文譯好後，發現文末還有一個註釋，順道也譯出來，可是，卻又懶得在文中找出 註釋位置，所以便隨意標在文章標題。 國內的學術翻譯及出版，態度實在有欠嚴謹，有待改進。 Ohmann, Richard. “Doublespeak & Ideology in Ads: a kit for teachers,” in D. Lazere (ed) American Media & Mass Cult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