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著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 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 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 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 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 章，內有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 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 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 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實在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 傅雖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就是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 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 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 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 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 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 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有普遍性的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著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 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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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日環繞著內地「雙非」孕婦，爆發了一股疑真似假的族群仇恨。隨著政府進一步收緊「雙非」孕婦登記及入境，公開「罵蝗」的人可能少了，但不少人卻有著一種實用主義的感覺：族群政治真是個好東西，迫令政府「做事」。我記得，網上還有人說，中外歷史有不少以族群矛盾來搞政治的例子，包括人稱國父的孫中山，也是打著反滿、排滿旗號，成就了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族」。 這種說法是拿來主義，實用兼犬儒：只要有用，為甚麼不用？歴史不是已證明了嗎？這種想法，是對去年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嘲諷，我們其實對中國現代歷史毫無反省，尤其是當中的「種族／國族」暴力。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從制憲角度提出了有別於革命派的歴史觀，指出了「被遺忘了」的立憲派進路。這種「遺忘」，可以由我們的日常國族想像中可見一斑。我們通常覺得，中國的共和建國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算起，可是，我們卻忘記翌年的2月12日宣統皇帝退位，其實才是民國的開端。 為甚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這就是一書的起點。作者從中華民國制憲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種族革命傳統，並不足以構成共和，立憲派的參與，以至他們與清室及袁世凱的周旋，才令中國由種族革命迅速轉向共和（雖然這個共和國在事後看來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筆墨論證《清帝遜位詔書》在制憲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中涉及諸多憲法學及哲學的討論，筆者受教不少，不敢隨意點評。不過，換一個歷史角度去看，高的觀點並不難理解。武昌起義後，雖然引起不少省份鬧自治，但是，清政府並沒有即時瓦解，甚至曾派兵打擊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間經歷了短暫的南北對峙，議和的結果是清室決定退位下，這才沒有發生廣泛內戰，也沒有造成南北兩個政權對壘的局面。 高全喜是當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他們的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強調了立憲派士紳促成了和平的轉折，他們認為，立憲士紳比之前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影響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後，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諮議局，局中的士紳多支持立憲，而非排滿革命。他們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憲，組成內閣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議會，可是，清室到最後還只是推出一個由滿洲貴族組成的內閣，加上其他新政措施遲遲不落實，令不少士紳感到無望，因此，在武昌起義時及其後轉為與革命派合作。這套歷史敘事減少了對革命派的重視，只要讀一讀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著作，便看到這個趨勢（例如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 雖然清帝遜位很大程度上由袁世凱逼宮所致，但是，負責草擬詔書的卻是立憲士紳領袖之一張謇。詔書提出「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並從一憲法高度提出「中華人民」的說法。因此，成就了中華民國憲政的，不單是「驅除韃虜」的革命派，還有立憲派的改良主義，高稱之為「革命的反革命」，把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轉化成更闊的國族。這股改良主義力量，由晚清立憲運動輾轉注入了現代中國共和憲政之中。 高教授認為，這是一份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遺產」，兩個共和國共同分享卻不自知的。他提出一個反問：若沒有立憲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轉」方式轉至人民主權，為甚麼漢族革命派會承繼了清朝的「漢滿蒙回藏」的版圖及統治權？ 作者哀嘆，往後的革命主義把立憲派的精神掩蓋及打壓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皆以革命為國家及國族敘事的主軸，爭逐革命權威，滅殺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辭仍限制我們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起源，卻不知立憲派促成的制憲時刻，以及他們的「改良主義革命」。《清帝遜位詔書》雖是劃時代，卻是一場失敗的「光榮革命」。 國內不少知識人認為，此書雖然短小，卻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歷史著作之一，我是非常同意的。不過，我同意的原因，主要不在於作者重尋中國改良主義的歷史根源，而是高教授點出了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諸多特性，尤其是在種族與國族轉化之中的暴力。 1912年的立憲時刻，的確化解了一場很可能會發生的戰爭，轉化了種族主義向國族的過渡：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迅速接受了「五族共和」。這個國族蘊含了兩個互不相容的元素。一方面，它構成了重視平等與自由的人民主權，一個較種族更寬闊與開放的國民及公共的身份；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其實是漢人政權，以中華自居，卻承襲自清朝帝國的武力版圖，而非人民制憲的結果。若勉強說滿漢人得到革命洗禮及參與制憲，蒙、回、藏等民族則幾乎完全在制憲之外，所謂「中華人民」或「中華民族」，其實是沒有經過他們起碼的同意，是個放在非漢族頭上的金剛箍，是一種以國族之名的種族統治。 這種暴力在辛亥革命後並無一觸即發，卻在往後慢慢展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原政權一直站不穩，由軍閥混戰到後來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漢人政權無暇顧及邊疆。以新疆為例，一直有國民政府、回族軍閥、維吾爾族親王等力量共治，1931年，曾發生大規模的新疆騷亂，即所謂「哈密暴動」，以及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至於西藏，其實由1912年至1950年，不存在任何中國政權機構體現主權，西藏要到1950年才由共產黨「解放」（或曰「入侵」），卻又在1959年發生武裝衝突，導致達賴出走及噶廈政府流亡印度。 因此，歷史其實沒有證明族群政治是好用的工具，它可能在短時間能內挑起仇恨，促成社會動員，但是，它造成的政治後果是複雜的，即使不是窮凶極惡，也不能把其中的系統性暴力視而不見。我不知道高教授是否要尋找當代中國的立憲派，以轉化中共專制為民主憲政，現代中國歷史並沒有令我們很有相信，認為立憲派能解決族群暴力。但是，《立憲時刻》的確給我們很好的警醒，不該把族群政治當作方便工具，相反，需要持續以人民主權、平等政治化解其中的暴力，否則，作為公共政治的民主是無從談起。
捧著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一書，邊讀邊疑惑，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日後會運用這本書的材料及觀點嗎？它會對此書作甚麼解讀或誤讀呢？這本書今年初出版以來，已引來不少人注意，也難怪，大家都茲念在念這個崛起的「大國」，中國思想界甚至出現了重新為中國「正名」（或所謂「保衛中國」）的熱潮。不少原來思想淵源不同的知識份子，都匯聚起來成為國家本位論者（statist），例如強世功、汪暉、甘陽等等。他們一邊在問：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另一邊則忙著自己掏出答案。他們中有人重新詮釋「天下」，有人要為「中華民族多元格局」辯護，有人甚至要為「黨」脫去政權骯髒的外衣，號稱還原它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天命，成就一個新的主權國家。 在這個背景下《宅茲中國》，特別有意思，不單能讀出此書之深義，也能讀出中國思想界的一些深層結構。 最近台灣出版的《思想》連續兩期也有文章評論《宅茲中國》，作者包括張隆溪及姚新勇。從事中西文學和文化比較的張隆溪教授盛讚此書「擲地有聲」，尤其是第一章令張令他感到如獲至寶。葛兆光立論的背景，是要回應各種解構中國的挑戰，有西方學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強調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中國」亦不例外，不要隨便說甚麼「自古以來」。亦有人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批判中國國族主義者以國族作為上下連貫的主體書寫歷史，壓抑各種社群想像論述，統攝各種異質力量。然而，葛兆光站穩他的中國立場，回應這些挑戰。他從文史研究的角度指出，「中國」並不是近代的發明與想像，儒家士人起碼自宋代起便有民族自我意識，即所謂「漢族文化中國」。宋朝士人求文化正統，並與政權及疆界結合的舉動，為了抵抗契丹、西夏等外族的入侵。換言之，中國不是由傳統帝國邁向民族國家，而是早已形成民族國家。我突然發現，金庸虛構的《天龍八部》竟與葛兆光的歴史眼光如此吻合。 張隆溪對葛大加讚許，其實是要大吐苦水，順道教訓一下一眾解構中國者，例如周蕾、陳奕麟及洪美恩等。然而，他太急於從葛書中獲得「民族國家」身份的承認，得到心理補償後便好像心滿意足了，卻忘了遺留下來的一連串問題。只要細心閱讀，便會發現葛兆光對民族的「概念」、「主義」及「國家」等概念常交替使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究竟宋朝有的是一種「漢族中國」思想主義？還是一個「中國」概念？抑或是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葛的論證最多只能說明前二者，即在宋朝知識份子間形成某種漢民族的文化論述，但是否成一個體制性的「國家」則很讓人懷疑。宋代朝明顯不是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但它是怎樣的另一種民族國家？葛沒有提供任何說明。 難怪此書引來批評，當中以姚新勇對他的指責較為突出。姚首先指出，學者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指的不是憑空捏造，安德森指的是，任何超越了面對面關係的群體，都需要有各類中介來想像大家同屬一群體，例如，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以口頭語言來想像一個族裔共同體，而漢人則可能透過我們的方塊字以至其他經典或神話去想像，因此，關鍵在想像的形式。不過，姚對葛的不滿並不止於理論的誤讀，他似乎最不滿的是，葛追溯出中國民族意識在於漢族文化的看我認同，令姚認為葛所說的「漢族文化」有大漢族主義之嫌（其實，葛未有說「漢族文化」高人一等），而更重要的是，在姚眼中，葛的論述無助於為今天的「中華民族」身份正名，「不僅未能證明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可能讓中國陷入到更深的合法性危機中了」。 為當今中國存在找合理性，指的如果是中華民族認同，這恐怕不是葛兆光的目的，是姚新勇自己的籌謀。不過，姚的著緊及不滿，以及張的忘情擁抱，似乎說明了葛在這場「保衛中國」論戰中的曖昧。葛在書中說自己的學術追求是文化中國（「中國立場」），但又多次表明這與政治中國有所區別。然而，他又明白，現代文史學術與民族國家界定分不開。 很明顯，他知道自己的論述少不免會走入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論述戰中，可是，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不是那些刻意剪裁歷史及理論來為中國政權合法性服務的人，例如，汪暉為中共在西藏的主權及統治合法性，剪裁出一襲皇帝的新衣，標榜天下觀、革命傳統及民族自治的共同理想；或是曾在中聯辦任職六年之久的強世功，為中共的西藏政策及港澳的一國兩制（也包括未來的台灣）立下歷史及理論基礎：一個潛藏中國共產黨人多年的天下或天朝視野與格局。葛兆光關心的似乎多是學術政治，他希望能確立一個中國文化史的核心及起點，即宋朝的漢族中國，以及由此而討論中古以後（大約是唐以後）的跨區域文化歴史發展。 以歷史服務政權，令歷史讀起來令人厭厭欲睡，因為，歷史路徑不管多曲折，總被寫成邁向早已設定的目標。然而，葛兆光的歷史論述可貴之處，我以為，不在於有後現代史學的顛覆力，而在於表面頗為正統的文化思想史論述背後，充滿了曖昧與張力，讓人進一步詮釋。 例如，宋朝士人早有民族自我意識，透過漢字及儒家經典想像文化正統，但是，它是否一以貫之直到今天？即使不論元朝統治，不管滿清入關後二百年來對漢族士人的衝擊。事實上，葛在書中詳論在明朝之後，日本及朝鮮相當鄙夷清朝儒生，認為他們在服膺在異族統治之下，華夏文明盡失。其實這種想法，很難想像清朝儒生可以置身事外，中國正統的想像肯定受到不少衝擊。至於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棄，以及後來對儒家等傳統批判，更清楚說明這種斷裂。因此，漢族文化中國很明顯需要很強的想像，才能在這些層層斷裂中想像及記憶起自身的延續性，而各自的漢族想像，也少不免會打起來。例如，我自己便讀過晚清孫中山的黨友兼政敵陶成章寫的《教會源流考》，大談一個可追溯至宋朝的非儒家的民族正統。 葛兆光有一點總結倒是頗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國並非帝國變成民族國家，而是在有限「（漢族）國家」觀念及認知中，保存了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兩者「糾纏共生」。我讀出來的，並不是中華民族或天下的歷史合法性依據，相反，葛似乎告訴我們，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高談甚麼天下、多元一體等等，其實內裡仍有一個漢族文化意識作為核心，它與所謂「四裔」（滿蒙回藏）的關係，包含著漢族的自我想像，甚至是暴力。因為，要實現這種自我想像，並不容易。唐以後朝貢體制沒落，要由漢族想像中心出發，向外涵蓋四裔，只能靠武力與政治操控。自以為中原教化澤被四方，其實需要像乾隆「十全武功」般的軍事威嚇，加上蘊含宗教象徵符號的政治主從關係，例如，清朝所創發的「金瓶掣簽」（由清朝監督達賴及班襌轉世靈童的認定），以及駐藏大臣制度，都是一種雜政治及文化於一身的操控手段，已非以前的朝貢制度。到了共產黨手上，為了勉強穿起這帝國外衣，漢人政權以現代化推動者自居，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名，向少數民族推廣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配以黨政官僚及軍事控制。其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到了今天還能在不少制度中看到，例如，中共對西藏達賴及班襌活佛轉世仍然念茲在茲（十四世達賴反而並不堅持轉世），在2007年還推出了聽來頗為搞笑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葛兆光作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及思想史大家，少不免要高舉中國學術立場及旗幟，這留待日後的後現代或後殖民作研究及批判材料，但是，葛起碼沒有一頭栽進國家本位論中，這是值得慶幸的。我想，葛教授還是頭腦清晰的，他在書中早已明言，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寫中國歷史，也不必以歷史中國來合理化現代中國，我想，這種距離感，該是所有有關國家民族的教育及書寫的起碼前提。可惜，在今天中國的國家本位論者眼中，忘記學術的嚴格要求，消滅這種距離感，卻是他們的基本動作。
段光清曾記載了咸豐二年（1852年）一段地方騷亂事件，頗能說明當時地方民眾的反抗力量組成，以及地方官兵的力量。 原來己有人把這段記下，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監生是這些事件的領導人物，而撫平事件的關鍵也在監生，官府亦似乎不致於大規劃滅殺叛民，而以帶頭的監生了事。所以，可能對一般目不識丁的平民來說，找監生出頭是最理性的策略，既有人出面，亦有人最後受罪，可以令一般平民在民變中的損害減至最低。因此，讀書人與農民或其他平民的關係，除了有其社會道德文化因素外，也有理性計算在內。事實上，像段光清這種官吏也在拿捏這種分寸。 基層社會治安其實是頗為脆弱。是次騷亂有兩火頭，一為有關平糧價，一為定鹽界。兩者皆涉及富商與平民的階級衝突所致，前者涉及交糧稅的不公，後者為鹽商要禁絕私鹽，官府有很大傾向維持這種不公，因為地方甚至中央用度都要靠向這商賈勸捐。這都是恒常的因素，只要監生領導鬧事，官府鎮壓，便會發生衝突，中間沒有任何其他角色可以周旋。甚至在用武上，只要民變過幾百至千，地方武力已無法彈壓，例如東鄉戕官案，幾百軍兵在毫無武器、資訊優勢下，根本可謂不堪一擊（頁五一至七二）。
最近看英國兩位城市研究者爭論縉紳化（gentrification），似乎可以幫助理解香港個案之獨特性。 Tom Slater狠批Chris Hammnett，指他把愈來愈中產人口的內城倫敦，解釋為階級結構轉變（以職業作階級分類），是主流兼附和新自由主義之舉，以階級取代（class replacement）取代了階級驅趕（displacement）。Hammnett指出，倫敦以至英國去工業化帶來大量中產階級聚集，造成了勞動階級人口下降，而不是縉紳化造成階級驅趕。雖然他承認，的確存在Peter Marcuse所言的排擠性驅趕（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即簡言之的pricing out，但實質性的驅趕相對少。Hammnett認為，更重要的是，產業及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導致階級結構出現了變化，改變了房產市場的需求，從而造成倫敦中產人口上升以及縉紳化。 其實，Chris Hammnett並沒有否認政策性因素，也沒否認階級存在不平等，他只是認為，不應簡化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不過，他沒有對前兩者進行理論化或概念化，從論證上他要突出階級結構轉變的因素。至於Tom Slater則指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的關係，才是重點，不過，他也似乎沒有抓準階級不平等及矛盾與空間轉變之間的機制。 因此，也許香港，特別是灣仔，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案例。我最近從2001及200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中得知，灣仔的中產階級人口比例幾乎沒有變，但是，房貸支出卻有大幅度變化，由每月HK$15,000下降至HK$8,500左右，明顯是跟亞洲金融風暴後，地產價格及利率由高點大幅下降有關，而與階級結構無關。由於缺乏2011年的統計數據，無法看到階級結構是否有大變，但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利率沒有大變）卻是事實，換言之，縉紳化不是由階級結構轉變導致市場需求所推動，甚至縉紳化可能不是隨著階級結構（若2011年的統計數字出來後，看到灣仔及香港階級分類比例沒變便可確認），而是政府與地產資本在經濟衰退中後重尋新的積累策略所致。
段光清記述，道光三十年(1850年)，浙江海鹽縣有典史（即負責緝捕及刑拘之文官），到一鴉片館（煙廠）以抓吸煙者之名，搶煙具及鴉片。同時，該煙廠的開業者為一武生所開。後來武生帶人至捕署與典史糾纏，最後又再引起段光清介入制止，段後來把所有鴉片拋入糞坑了事，武生心有不甘，但卻不敢抗議。 此事說明，鴉片是非常普遍及流行的物品，但卻不是一種被全面禁絕的物品，至少吸食及販賣者沒有受到重罰。可是，它在道德上卻又是可厭之物，像段光清這樣的小縣官，可以隨時沒收鴉片，販賣者及吸食者無法理直起壯抗議。 （段光清，1997，《鏡湖自撰年譜》，頁四五）
清人段光清談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鴉片的販運謀利用途，他描述許多應試進京的士子，途經廬州府（今安徽省的合肥及巢湖附近）的涼鎮大煙莊，用盤川買鴉片，然後在京城出售，以增加盤川日用。 同時，當時的京城關差會向鴉片徵稅。段光清記述一事，由於士子存煙於客棧，關差把載有大煙的車推往崇文門過稅，並押走客寓店主加杖。後來，段光清為店主向稅務官解釋，才免受扙。 （段光清，1997，《鏡湖自撰年譜》，中華書局，頁六）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段光清在嚴州當縣令，按段所說，嚴州與不少郡縣不同（根據段的經歴，在安徽及浙江已頗流行），未有煙館，而不少民眾皆惡之。忽然一天有人開煙館，段說：「余知民情多弗順也，即拘其人枷號以懲之，城市中欣然。」當時知府幕友跟段說：「鴉片煙既已不禁，彼將人枷號，何以了結此案。」不過，段解釋，此乃順民情之舉。 同時，此事似說明，對鴉片的管制，既有中央皇朝的禁令，但同時，地方上對鴉片的禁止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權。小小一個縣令可以「民情」為由捉拿販煙者。 （段光清，1997，《鏡湖自撰年譜》，中華書局，頁一四）
港鐵的廣告代理浩騰媒體（OMD）弄出了明目張膽的威脅干預媒體事件，最後一如大家所料，以「道歉」結束，撲熄這次小小的內爆。 OMD發給媒體這篇通告，就好像我們中國傳統戲曲中的人物，除了演戲中角色外，有時會稍稍跳角色，評價自己或所身處的環境，不管是吟唱還是唸白。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借用我們的傳統戲曲（例如他觀賞過的梅蘭芳京劇演出），強調「疏離」效果（distancing effect）對建立批判意識的重要。簡言之，就像一個在舞台上演資本家的演員，對著觀眾說：「我是資本家，我的任務就是要剝削工人，而且要令他們不覺得被剝削，或起碼不反抗。」 當演員這樣說，是道出了事實，但也同時令自己的角色變得不可能。Zizek利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後設語言（metalanguage）的特性，就存在於真實界（the Real），一個不能佔用及取得的位置，但是，又是一個不能迴避的位置（Zizek 1989: 156）。 因此，OMD便是扮演了這個存在於真實界的位置，就像弗洛伊德失言（Freudian slip），它道出了港鐵以至許多大公司的意圖，以至事實，卻又是一個不可能的位置，因為，當它說出來了之後，媒體及公眾不能接受，連港鐵也不會願意承認，結果，它無法幫港鐵扮演這個角色下去。唯一可以走出這個困境，便是否認它，就好像承認不過是「失言」，「錯誤闡釋港鐵公司立場」，再次把它融入符號世界中的秩序。當然，大企業要控制媒體，仍然在這個符號秩序之外進行。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遲來的報導。上星期四，嶺南大學學生與校長陳坤耀對話，名為「誰偷走了我們的選擇？」，為了甚麼？除了「令大學頭痛的中文」外，還有甚麼呢？ 糊糊塗塗的政策 嶺南高層規定，明年開始，除了特別申請之外，所有課程需要用英語教授，不管課堂裡的學生是誰。表面上，這個政策是為了令外地交換生有更多課程可以修讀，實際的效果是令本地學生更多機會用英語學習。過去的彈性便沒有了，本來授課導師在合理情況下，包括沒有不懂廣東話的學生及大部份同學同意，可以由英語轉成廣東話或其他語言授課。而這樣的政策改動，據說由於大學高層覺得「無關重要」，所以沒有諮詢任何學生與老師。 政策的即時效果是，許多中文系及翻譯系以外的課程，都需要用英語教授，包括某些學系的中文寫作科，這當然是荒謬的，這並不是真的要用英語教香港華人學生寫中文，而是要申請，對，在香港用母語教中文寫作，是要申請的。 坦白說，我不相信這個政策來自陳坤耀，我一直覺得他是個聰明人，尤其是他即將要卸任，犯不著趟這渾水。不過，大學高層如何糊糊塗塗，弄出來個古古怪怪的政策，他也要出來應付群眾，這可能是他在嶺南最後一次。 「媚英」、「媚美」？ 許多人以為會劍拔弩張，但陳坤耀一開腔，便化去不少矛盾氣氛。他說，政策只是要令學生在選課時，清楚知道課程用甚麼語言教授，所以要用廣東話授課，需於每年三至四月，為下一個學年申請。他提出，如果同學覺得少了母語學習，他建議，可以在加退選期後，導師向校方申請，由英語轉成其他語言。 他重複申明，並無意要用英語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學國際化的意思，其實是要引入多一點外地學生，而不是用英語授課，不過，英語是「國際語言」，所以才會產生許多誤解。他補充，大學絕對不是「媚英」、「媚美」。 台下有學生說，大學沒有平等對待不同語言教學的機會；但有交換生亦說，曾試過有學生在課堂裡不管交換生聽不懂，還是堅持用廣東話發言及報告，而老師也沒有阻止，我自己也見過，有來自廣東省以外的交換生聽得懂廣東話，但不敢說，不管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至於本地同學用英語討論面對困難，的確也是事實，有時一位外地學生，令課程要以廣東話上課，又會造成許多本地學生抱怨。 管理主義 似乎，不管對本地生還是外地生，校園裡的溝通交流，在語言上出現很大的問題，也許背後有更多文化上的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學校的新政策是否能改善這些問題，還是惡化？ 但大學高層，包括陳校長，似乎傾向以更多規矩，更中央性的監督，來解決這些問題。陳校長說得很輕鬆，不管是教務會，還是學術質量保證委員會（AQAC），都會對這些問題很寬容，很容易通過學系的申請。不過，事實是否如此，我實在不敢講。 若跳到價值及原則層次上討論，我們還可以問：過去導師的自主及彈性空間是太多還是太少？對改善問題有沒有幫助？課室的自主自決，是否合理的要求？ 我越來越發現，涉及的問題也許不單在於殖民主義作崇，而是大學高層解決問題的慣性，總是想管多一點，多一些程序，多一些監督。這種層級式思維，這種管理主義，可能才是令校園的溝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照片：阿謙
再寫大學城。 與三十多位學生及同事去廣州大學城，雖然之前已探路，但還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接待的老師建議我們騎單車，由華南師範大學去華南理工附近的穗石村。大學城的官方宣傳說，是讓院校共同分享及連結，可是，由一間院校去到另一間院校，接駁巴士卻嚴重不足，故此，平日各院校學生其實也只是在自己的校園活動，少到別的大學去。所以，要去華南理工，我們選擇了 騎著租回來的單車前去。 同行的十個左右的香港同學，單車技術不怎麼高明，有一些還不懂得騎，要坐兩人座位的單車。在路上我們發現，大學城的設計及規劃，像一個大型工業區，大學就像工廠，連接各大學的道路是寬闊無比的公路，而且，實在太大了，我們來回總共花了兩個小時，回程時還是冒著大雨，結果，感冒了。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這次親身體驗了中國大陸這種由長官意志造成的超大型城市建設，破壞原有村落生活脈絡不在話下，規劃的尺度與方式，毫不人性化，這種對「大」的追求慾望，從解放前至現在一直沒有消退，只是變本加厲，全國風行。 就因為省委書記張德江想弄個文化大省， 廣州南面出現了一個全國最大的大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