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快車殺到埋身 — 簡評《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 香港獨立媒體. 不管語言多花俏，中央及地方政府都盡力尋求擴大固定投資的機會，香港政府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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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上海有朋友吃飯飲酒慶祝，卻被帶走。 想起以下這首歌，好歌一首： (http://blog.xuite.net/pbear6150/music/17143664) 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詞曲：張楚 吃完了飯有些興奮 在家轉轉 或者上街幹幹 為了能有下一頓飽飯 天堂實在太高太遠 眼淚眼屎 意守丹田 我們也只能表現得這樣 *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上蒼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請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上蒼保佑糧食順利通過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夠活著升天 只想能夠活下去 正確地浪費剩下的時間 這要經驗還要時間 眼淚眼屎 意守丹田 我們也只能這樣忍受 (repeat*) 不請求上蒼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著的人 別的就不用再問 不保佑太陽按時升起 地上有沒有什麼戰爭 保佑工人還有農民 小資產階級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離婚的離婚 無所事事的人 請上蒼來保佑這些隨時可以出賣自己 隨時準備感動 絕不想死也不知所終 開始感覺到撐的人民吧 (repeat*)
這是有史以來小弟第一篇刊登在中國大陸報刊的文章，還是《南方都市報》，大家請看。 當然有小小刪減，不過還是很感謝編輯。原文如下： 「八十後」一詞自今年初開始，迅速進入香港媒體及日常話語之中，一切源於年初「反高鐵」抗爭中一群自稱「八十後」的年青人，但是，「八十後」這個本來起自中國大陸的詞彙，在香港有更早的起源。 最早使用該詞的是去年一群香港年青人，想用自己方法悼念「六四」二十周年，包括藝術展覽、街頭藝術活動、讀書會等等，稱之為「80後六四文化祭」。他們標記自己出生於八九年之前不久，對這件大事好像一無所知，卻極為好奇又覺得關乎自己這個世代。他們的「文化祭」當時不受媒體青睞，以至一般人也不懂得「八十後」這個起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賦予「八十後」的意義，充滿了自省，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切身反思。不過，當時還沒有人想過，這種反思會在半年後化成一股社會運動力量。 部份「80後六四文化祭」的「八十後」，加入了關注菜園村的行列；隨著村民的抗爭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爭議在網上世界及主流媒體中發酵，更多年青人加入菜園村關注組。本來是一個因為興建鐵路而要拆遷的小村，竟然成為這群年青人的大舞台；菜園村居民「捍衛家園」的口號中的「家」，亦指涉更大的「家」﹣﹣香港。他們曾在香港各區以跪拜的儀式，即所謂「五區苦行」，顯示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提出另類生活及發展方式，呼召公眾對社區，以至香港這個城市的關注。大家不明白他們為何稱水泥行人道與瀝青馬路為「土地」，更不懂他們向誰跪拜，可是，他們那種說不清的決心與情感，卻令不少人加入「苦行」行列。因此，豎立一支年青人的旗幟，變得理所當然，他們有意無意地又再提出「八十後」這個字頭。而大量年青人在通過鐵路撥款時包圍立法會，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成為媒體奇景。 媒體稱他們為「激進」，可是，我卻以為，他們的特點是難以歸入政治光譜。故此，傳媒以至香港政府很急於搞清楚他們到底是誰。 很多人喜歡把「八十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青人無法晉升。又有人說，是年青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主義」的文化與價值。不過，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及文化傾向的人其實不多，當中以戴高禮(Michael E. DeGolyer)教授最近發佈的研究最為引起哄動。 戴高禮在民意調查中發現，在不足半年內，18-29歲的年青人對政府的不滿大增，跟其他年齡層有顯著分別，有相當比例的年青人更接受「激進」行動。他把轉變歸結為政府兩個重大決策，包括高速鐵路的興建，以及政府最近推出的保守政制改革方案。前者觸及到他們對「家」的回憶、想像與感覺，後者則觸及民主，關乎他們對「家」的未來願景與投入。戴高禮的研究，引來不少媒體及政府關注，不過， 最近在一個講座裡，我卻聽到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持不同看法，他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部份大學生仍然不關心政治，甚至也不能算是後物質主義，他們的激進政治態度與另類文化價值是被過份誇大了。 「八十後」迅速成為一個仿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釋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式」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不少參與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但是，我也在大學教書已有八年，認識不少「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年輕人，我根本不容易找到他們之間多少共性，很難令我信服在街頭抗議的年青人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話分兩頭，有趣的是，參與社會行動的「八十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統計上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八十後」不是一個代表社會事實的概念，而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份認同，一種身份的話語。 話語的效果，不在於邏輯，不在於能說明真實，卻產生詩意效果，在於是否能觸動集體社會想像，這正是「八十後」這三個字能以小見大的原因。我以為，它觸動了我們對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社會的感覺與認同。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八十後出生的年青人到底感受到多少？八十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他們成長過程中，已聽到不少八十年代所打造的「香港」神話與「黃金年代」；可是，當他們懂性之時，香港的現實卻不怎麼漂亮，當年由《中英聯合聲明》許諾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已經日漸褪色。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著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五十萬人上街換到的，只是廿三條撤回、官員辭任、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著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請來」的迪士尼，港府要自掏腰包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現在已證明是連年虧本，未來還是一個財政無底洞。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卻步步高陞，在他治下的，似乎註定了不管任何文化計劃，包括籌備中的「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份。 回歸以來，香港遇上各種威脅香港「黃金年代」的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沙士、金融海嘯等等，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大部份「八十後」或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裡，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這令我想起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蔡穎儀曾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香港中產家庭如何消費迪士尼，從中深入探討親子關係的文化動態。她發現，中產家長致力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因此，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因此，他們為孩子挑選迪士尼玩具以至動畫非常謹慎，不隨便讓他們沉迷，在家長眼中，迪士尼的教育產品，特別是英語教材，才是最適合孩子。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慾望，這一切都充滿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時代」的印記。 由大見小，由小見大，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財政司曾俊華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八十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勉勵年青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青年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八十後」的年青人需要甚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最近又出現關注政制改革的「八十後」，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政經特權，他們身體力行，投身實踐自己的政治願景，只是沉溺在「黃金年代」的官員太懷舊，不太願意聆聽與承認，不敢想像新事物。至於其他「八十後」的青年是否會按著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八十後」是誰，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的問題，不管你是否「八十後」，我們也要回答。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立法會裏說，今天的政改方案不只對香港民主有利，對中國民主也很有意義。可惜他的發言到此為止，無法聽到他的議論。 這幾天一邊看電視直播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一邊聽到立法會門外咒罵民主黨的聲音，腦海裏卻出現這幾年不斷出版的建國初期民主黨派的回憶錄及歷史文學，最著名的當推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最後的貴族》），最近則剛讀過去年出版戴晴著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不知民主黨的元老司徒華先生在養病中有沒有時間一看呢？ 戴晴這本書寫得不算出色，有不少地方扯得太遠，未能做到較深厚的歷史理解，但是，比起之前類近的著作，它的歷史跨度較大，把建國後被清剿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學術及政治背景，較為清楚地勾劃出來，走出了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故事框框。 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 二十年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共產黨一起學步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先鋒黨，從此界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政治的主調。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殘酷清黨後，轉向學習歐洲其他國家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實現「黨外無黨」的「訓政」。中國民主黨派亦由此艱難而誕生，受盡國民黨追捕打壓。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黨派，跟中國共產黨是同盟者，催迫國民黨跟全國一致抗日，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抵抗蔣介石以「訓政」來實行法西斯主義，不少人更主張國家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因此，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可以說是左翼政黨運動。 這本書的主人翁張東蓀，一九三二年創立國家社會黨，出版《再生》周刊。這位燕京大學的哲學家在學術界地位顯赫，被稱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政治信念上靠近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黨派中聲名地位極高。四五年的國共談判時，由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他亦是其中一員。後來國共談判破裂，進入內戰，蔣介石漸敗退。四九年，中共大軍壓向北平，毛澤東便曾指定由張東蓀這位學者兼民主黨派人士居中斡旋，令守城的總司令傅作義投降，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後，這位名滿學術界的教授自然成為第一屆政務院委員。 張東蓀不是個別例子。毛澤東把建國前後定性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當時，不管是最高層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還是政務院，有都大量民主黨派人士，就連副主席也有兩位是民主黨派人士，分別是民盟的張瀾，以及民革的李濟深。所謂「共同執政，互相監督」，民主黨派跟共產黨的「溝通合作」可說是史無前例。民主黨派表面上享受著史無前例的建制權力，但也同時是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結束之日。 張東蓀的命運提早預示了這個末日。五二年二月，中共在三反五反之餘，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張東蓀是被批得最狠的一位，也是無法過關的一位。不久，他被指控為美國特務，免去政府職務，開除出民盟。事後看來，這只是五年後打擊範圍更廣泛的「反右」運動的前奏，到了五七年，中共終於把所有民主黨派「改造」過來，也因此正式終結了「共同執政」與民主黨派運動，自此，「民主黨派」只能成為中共的「政治花瓶」。 我要重提重讀這段歷史的意圖，跟戴晴有點不同，並不是要對共產黨作道德指控，說明共產黨不可信。相反，我想提出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派，特別是香港的民主派。 我從這本書中才知道，香港不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基地之一，還是四十年代的民主黨派匯聚聯合之地。四一年三月，張君勵、張東蓀、黃炎培、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在重慶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用香港的政治詞彙，就是現代中國第一個「泛民主派」。為了逃避蔣介石的打壓，梁漱溟便去香港辦了《光明報》，第一份政團同盟的報紙。可惜，這個當年的「泛民」傳統沒有留在香港開花結果。 香港民主派的發靭遲至八十年代，從整個中國的大局看，是中國民主黨派被消滅了二十年後的重生。得以重生，完全不是二十世紀初的左翼政黨繼承，卻全因香港奇特的政治處境。殖民地晚期的政治寬鬆與政制改革，遇上鄧小平「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前途，讓香港的民主派有生存及發展的土壤。共產黨無法再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把初生的民主黨派收服，只能把他們的活動限制在這個小城之中，把他們跟中國大陸隔開。八九年學生運動時的中港一心，讓共產黨清楚看到這種政治分隔是必需的。然而，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這個政治解決方案，現在反過來，又成為共產黨插手香港政治的絆腳石，因為，它至今仍未能完全解答，在香港如何實踐「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 單是這些奇特的歷史政治原因，其實也只會減慢一黨專政對多元政治力量的吸納、收編及打擊。真正讓香港民主派能存活發展，是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派有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 二十世紀初的頻繁戰亂，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戰爭與黨國機器不斷膨脹，非軍事化的民主黨派根本難以在社會上扎根，有其穩定的群眾，不管是社區還是工會，更不要說有獨立於國共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黨派淪為文人論政，即使解放後的「共同執政」，跟共產黨長期控制及動員廣大群眾相比，民主黨派只是幾個無根的知識分子團體。相反，過去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黨派是一個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中誕生的，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產物。 由此觀之，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經驗，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香港的民主黨派運動該像當年無法選擇的中國民主黨派一樣，尋求與共產黨或其代理人更多更深的合作嗎？還是該擴大及保存群眾運動的動力？當然，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畢竟歷史在變化，中共雖然維持一黨專政，卻終究不是毛澤東的政權，而香港社會也不是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但是，這次民主黨與北京政府的「密室談判」共識，來得如此突兀及欠缺透明度，以至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不單未能植根於香港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反而引發不少黨友、支持者、同盟者的反感與敵意；看看聚集在立法會門外失望及零星群眾，更令人感到群眾運動有被邊緣化的趨勢。 令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氣 我其實不太關心區議會方案的「民主成分」是否足夠，也不關心是否會讓泛民多拿些立法會席位及資源，我只關心民主黨往建制靠近的路線，是讓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了氣？對未來的評估與想像，更需要結合那個民主黨派運動的死亡之地﹣﹣中國大陸。在中共的專政與領導下，推動香港民主政制其真義在何？對復興中國民主黨派運動有何意義？這些問題，不是「增加民主成分」六個字可以回答的。 若干年後，有心人可以寫一本題為「何俊仁和他的時代」，希望不會予人歷史不斷重複的感覺。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0.06.27
自今年一月份以來，富士康集團已經發生員工跳樓事件9起，造成7死2傷的慘劇。這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為什麼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逝去的生命讓我們痛心不已，更讓我們在個體心理層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廠”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前途問題。 在過去三十年裡，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份為藉口，以平均低於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着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我們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我們呼籲國家立即終結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當我國的一些産業在全球産業鏈低端佔有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之時，我們注意到與GDP增長並存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如果說，以廉價勞動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改革初期中國在資本匱乏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的話，走到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勞動所得的低下導致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長期不振，削弱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發生在富士康的悲劇，更說明了這種發展模式在勞動者這一方的難以為繼。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我們認為，以“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今天的中國資本充足、國力強盛，已經具備了轉變發展模式的條件和能力，依靠國家、企業與勞動者共同的努力，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一定能夠有效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 我們呼籲所有企業在提高農民工待遇和權利方面做出切實努力，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中國深圳建廠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工廠已遍及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區，擁有60余萬員工。富士康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産業製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的第109位，連續7年雄踞中國大陸出口企業榜首。富士康的今天，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心血汗水。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我們呼籲地方政府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 農民工的待遇和尊嚴不限於一個企業，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問題。農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問題。我們呼籲國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實的舉措，為農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他們親手創造的經濟發展的成果。作為改革的實驗區，深圳的崛起離不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的艱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實際人口超過1200萬，其中戶籍人口只有228萬，正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的貢獻，才創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榮富強。作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應改善農民工的生存處境，拿出解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具體方案，繼80年代作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之後，再次爭當新世紀社會發展與社會公正的垂范者。 最後，我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勞動者今天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權利。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護與自我管理的能力。並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參與到推動社會進步的宏業中，共建一個讓每個勞動者都活出尊嚴的和諧社會。 簽名： 沈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於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盧暉臨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譚深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 沈紅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任焰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敦福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0年5月18日
尊敬的用户： 作为一家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站，豆瓣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 相关法律法规，请参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0/09/25/0652.htm 第十五条。) 你参与的小组 革 * 命 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不允许、不欢迎的内容，已被解散。 由此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感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附 社区指导原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uideline ——豆瓣
中国看守所离奇死法不完全档案： 喝开水死： 2009年2月18日，河南一名男青年被公安机关带走，3天后其亲属被告知，已在看守所内死亡。当地警方解释，犯罪嫌疑人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而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详细 做恶梦死： 2009年3月27日，家住武汉汉阳郭茨口的李文彦在刑拘期间，在江西九江看守所关押期间猝死。让家人没有想到的是，死者额头上有几处青紫伤痕。据了解，李文彦被刑拘是因偷电缆。对于李文彦的死，看守所称其是在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详细 “睡姿不对”死： 2009年4月11日，福清某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陈某在福清市治安拘留所内猝死。警方称陈某强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详细 “从床上摔下”死： 2009年3月23日傍晚时分，年仅20岁的福建上杭县男青年温龙辉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看守所称其没有挨过打，他的死亡，是因为从床上摔下来，属于猝死或病理原因。详细 洗澡死： 3月2日下午4时左右，57岁的海南儋州男子罗静波遭同监仓数名嫌犯殴打致颈椎断裂，次日死亡。办案人员称事发当时，同监仓的嫌犯叫罗静波脱衣服洗澡，因当天天气比较冷，57岁的罗静波怕冷，不肯脱衣洗澡，结果遭到同监仓其他嫌犯的殴打。详细 纸币开手铐，鞋带自缢： 2009年12月16日，昆明市公安局就盗窃嫌疑人邢鲲在小南门派出所死亡事件情况作出通报：犯罪嫌疑人邢鲲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死者伤痕为群众制服过程中所致。详细 躲猫猫死： 云南玉溪北城镇24岁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月12日凌晨不治身亡。警察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受重伤。
實在要寫一寫周曙光這位湖南人。 我在錢涂無量中看到周曙光這個blog，他似乎只是一位很用心寫blog的青年人，不過，他的動力很大，據說，他停寫blog幾天，不動聲息地由湖南省的婁底市，走到重慶去，為的是報導「中國最強釘子戶」－－吳苹及楊武，還拍下許多照片。 他的報導都很有現場感，看到甚麼便寫甚麼，結果，看到來自全國的拆遷戶，有從上海來的，有從珠海來的，廣州呀，西安呀，全國甚麼地方都有，他們都想媒體能關顧他們一下，當然也有各地報章電台的人，更有不少老外。全國受拆遷所害的人似乎都跑來了，簡直就是「拆遷節」一樣。 周曙光寫起來並不特別專業，可是，重視採訪的過程，不同人的不同版本，他會比較。他也很有反省，他認為，不應叫吳苹與楊武為「釘子戶」，這都是政府把人家污名的伎倆，他說，該叫人家為「維權戶」 。 很熱鬧，周曙光一篇報導便有幾百人在評論，現場的人也真多，可是，我又真的有點怕這場熱鬧（能稱為運動嗎？）會遭官府撲殺，不管是現實還是網上。但李大同是對，官方越控制新聞，便意味著控制越來越困難。但願這場媒體及社會奇景，可以撐久一點。 周曙光這人也很坦白，他告訴讀者，自己不單是為社會公義，而且也想撈點名聲，坦白得可愛，比起某些香港的專業記者坦白，他們變了明星，還要掩飾自己的名利心，扮專業，公民記者周曙光，就堂堂正正愛名利，也為公義。 照片來自周曙光
再寫大學城。 與三十多位學生及同事去廣州大學城，雖然之前已探路，但還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接待的老師建議我們騎單車，由華南師範大學去華南理工附近的穗石村。大學城的官方宣傳說，是讓院校共同分享及連結，可是，由一間院校去到另一間院校，接駁巴士卻嚴重不足，故此，平日各院校學生其實也只是在自己的校園活動，少到別的大學去。所以，要去華南理工，我們選擇了 騎著租回來的單車前去。 同行的十個左右的香港同學，單車技術不怎麼高明，有一些還不懂得騎，要坐兩人座位的單車。在路上我們發現，大學城的設計及規劃，像一個大型工業區，大學就像工廠，連接各大學的道路是寬闊無比的公路，而且，實在太大了，我們來回總共花了兩個小時，回程時還是冒著大雨，結果，感冒了。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這次親身體驗了中國大陸這種由長官意志造成的超大型城市建設，破壞原有村落生活脈絡不在話下，規劃的尺度與方式，毫不人性化，這種對「大」的追求慾望，從解放前至現在一直沒有消退，只是變本加厲，全國風行。 就因為省委書記張德江想弄個文化大省， 廣州南面出現了一個全國最大的大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