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書成癖

捧著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一書，邊讀邊疑惑，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日後會運用這本書的材料及觀點嗎？它會對此書作甚麼解讀或誤讀呢？這本書今年初出版以來，已引來不少人注意，也難怪，大家都茲念在念這個崛起的「大國」，中國思想界甚至出現了重新為中國「正名」（或所謂「保衛中國」）的熱潮。不少原來思想淵源不同的知識份子，都匯聚起來成為國家本位論者（statist），例如強世功、汪暉、甘陽等等。他們一邊在問：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另一邊則忙著自己掏出答案。他們中有人重新詮釋「天下」，有人要為「中華民族多元格局」辯護，有人甚至要為「黨」脫去政權骯髒的外衣，號稱還原它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天命，成就一個新的主權國家。 在這個背景下《宅茲中國》，特別有意思，不單能讀出此書之深義，也能讀出中國思想界的一些深層結構。 最近台灣出版的《思想》連續兩期也有文章評論《宅茲中國》，作者包括張隆溪及姚新勇。從事中西文學和文化比較的張隆溪教授盛讚此書「擲地有聲」，尤其是第一章令張令他感到如獲至寶。葛兆光立論的背景，是要回應各種解構中國的挑戰，有西方學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強調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中國」亦不例外，不要隨便說甚麼「自古以來」。亦有人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批判中國國族主義者以國族作為上下連貫的主體書寫歷史，壓抑各種社群想像論述，統攝各種異質力量。然而，葛兆光站穩他的中國立場，回應這些挑戰。他從文史研究的角度指出，「中國」並不是近代的發明與想像，儒家士人起碼自宋代起便有民族自我意識，即所謂「漢族文化中國」。宋朝士人求文化正統，並與政權及疆界結合的舉動，為了抵抗契丹、西夏等外族的入侵。換言之，中國不是由傳統帝國邁向民族國家，而是早已形成民族國家。我突然發現，金庸虛構的《天龍八部》竟與葛兆光的歴史眼光如此吻合。 張隆溪對葛大加讚許，其實是要大吐苦水，順道教訓一下一眾解構中國者，例如周蕾、陳奕麟及洪美恩等。然而，他太急於從葛書中獲得「民族國家」身份的承認，得到心理補償後便好像心滿意足了，卻忘了遺留下來的一連串問題。只要細心閱讀，便會發現葛兆光對民族的「概念」、「主義」及「國家」等概念常交替使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究竟宋朝有的是一種「漢族中國」思想主義？還是一個「中國」概念？抑或是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葛的論證最多只能說明前二者，即在宋朝知識份子間形成某種漢民族的文化論述，但是否成一個體制性的「國家」則很讓人懷疑。宋代朝明顯不是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但它是怎樣的另一種民族國家？葛沒有提供任何說明。 難怪此書引來批評，當中以姚新勇對他的指責較為突出。姚首先指出，學者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指的不是憑空捏造，安德森指的是，任何超越了面對面關係的群體，都需要有各類中介來想像大家同屬一群體，例如，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以口頭語言來想像一個族裔共同體，而漢人則可能透過我們的方塊字以至其他經典或神話去想像，因此，關鍵在想像的形式。不過，姚對葛的不滿並不止於理論的誤讀，他似乎最不滿的是，葛追溯出中國民族意識在於漢族文化的看我認同，令姚認為葛所說的「漢族文化」有大漢族主義之嫌（其實，葛未有說「漢族文化」高人一等），而更重要的是，在姚眼中，葛的論述無助於為今天的「中華民族」身份正名，「不僅未能證明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可能讓中國陷入到更深的合法性危機中了」。 為當今中國存在找合理性，指的如果是中華民族認同，這恐怕不是葛兆光的目的，是姚新勇自己的籌謀。不過，姚的著緊及不滿，以及張的忘情擁抱，似乎說明了葛在這場「保衛中國」論戰中的曖昧。葛在書中說自己的學術追求是文化中國（「中國立場」），但又多次表明這與政治中國有所區別。然而，他又明白，現代文史學術與民族國家界定分不開。 很明顯，他知道自己的論述少不免會走入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論述戰中，可是，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不是那些刻意剪裁歷史及理論來為中國政權合法性服務的人，例如，汪暉為中共在西藏的主權及統治合法性，剪裁出一襲皇帝的新衣，標榜天下觀、革命傳統及民族自治的共同理想；或是曾在中聯辦任職六年之久的強世功，為中共的西藏政策及港澳的一國兩制（也包括未來的台灣）立下歷史及理論基礎：一個潛藏中國共產黨人多年的天下或天朝視野與格局。葛兆光關心的似乎多是學術政治，他希望能確立一個中國文化史的核心及起點，即宋朝的漢族中國，以及由此而討論中古以後（大約是唐以後）的跨區域文化歴史發展。 以歷史服務政權，令歷史讀起來令人厭厭欲睡，因為，歷史路徑不管多曲折，總被寫成邁向早已設定的目標。然而，葛兆光的歷史論述可貴之處，我以為，不在於有後現代史學的顛覆力，而在於表面頗為正統的文化思想史論述背後，充滿了曖昧與張力，讓人進一步詮釋。 例如，宋朝士人早有民族自我意識，透過漢字及儒家經典想像文化正統，但是，它是否一以貫之直到今天？即使不論元朝統治，不管滿清入關後二百年來對漢族士人的衝擊。事實上，葛在書中詳論在明朝之後，日本及朝鮮相當鄙夷清朝儒生，認為他們在服膺在異族統治之下，華夏文明盡失。其實這種想法，很難想像清朝儒生可以置身事外，中國正統的想像肯定受到不少衝擊。至於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棄，以及後來對儒家等傳統批判，更清楚說明這種斷裂。因此，漢族文化中國很明顯需要很強的想像，才能在這些層層斷裂中想像及記憶起自身的延續性，而各自的漢族想像，也少不免會打起來。例如，我自己便讀過晚清孫中山的黨友兼政敵陶成章寫的《教會源流考》，大談一個可追溯至宋朝的非儒家的民族正統。 葛兆光有一點總結倒是頗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國並非帝國變成民族國家，而是在有限「（漢族）國家」觀念及認知中，保存了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兩者「糾纏共生」。我讀出來的，並不是中華民族或天下的歷史合法性依據，相反，葛似乎告訴我們，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高談甚麼天下、多元一體等等，其實內裡仍有一個漢族文化意識作為核心，它與所謂「四裔」（滿蒙回藏）的關係，包含著漢族的自我想像，甚至是暴力。因為，要實現這種自我想像，並不容易。唐以後朝貢體制沒落，要由漢族想像中心出發，向外涵蓋四裔，只能靠武力與政治操控。自以為中原教化澤被四方，其實需要像乾隆「十全武功」般的軍事威嚇，加上蘊含宗教象徵符號的政治主從關係，例如，清朝所創發的「金瓶掣簽」（由清朝監督達賴及班襌轉世靈童的認定），以及駐藏大臣制度，都是一種雜政治及文化於一身的操控手段，已非以前的朝貢制度。到了共產黨手上，為了勉強穿起這帝國外衣，漢人政權以現代化推動者自居，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名，向少數民族推廣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配以黨政官僚及軍事控制。其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到了今天還能在不少制度中看到，例如，中共對西藏達賴及班襌活佛轉世仍然念茲在茲（十四世達賴反而並不堅持轉世），在2007年還推出了聽來頗為搞笑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葛兆光作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及思想史大家，少不免要高舉中國學術立場及旗幟，這留待日後的後現代或後殖民作研究及批判材料，但是，葛起碼沒有一頭栽進國家本位論中，這是值得慶幸的。我想，葛教授還是頭腦清晰的，他在書中早已明言，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寫中國歷史，也不必以歷史中國來合理化現代中國，我想，這種距離感，該是所有有關國家民族的教育及書寫的起碼前提。可惜，在今天中國的國家本位論者眼中，忘記學術的嚴格要求，消滅這種距離感，卻是他們的基本動作。

段光清曾記載了咸豐二年（1852年）一段地方騷亂事件，頗能說明當時地方民眾的反抗力量組成，以及地方官兵的力量。 原來己有人把這段記下，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監生是這些事件的領導人物，而撫平事件的關鍵也在監生，官府亦似乎不致於大規劃滅殺叛民，而以帶頭的監生了事。所以，可能對一般目不識丁的平民來說，找監生出頭是最理性的策略，既有人出面，亦有人最後受罪，可以令一般平民在民變中的損害減至最低。因此，讀書人與農民或其他平民的關係，除了有其社會道德文化因素外，也有理性計算在內。事實上，像段光清這種官吏也在拿捏這種分寸。 基層社會治安其實是頗為脆弱。是次騷亂有兩火頭，一為有關平糧價，一為定鹽界。兩者皆涉及富商與平民的階級衝突所致，前者涉及交糧稅的不公，後者為鹽商要禁絕私鹽，官府有很大傾向維持這種不公，因為地方甚至中央用度都要靠向這商賈勸捐。這都是恒常的因素，只要監生領導鬧事，官府鎮壓，便會發生衝突，中間沒有任何其他角色可以周旋。甚至在用武上，只要民變過幾百至千，地方武力已無法彈壓，例如東鄉戕官案，幾百軍兵在毫無武器、資訊優勢下，根本可謂不堪一擊（頁五一至七二）。

不知已是第幾回有大陸的自由派朋友跟我說，中國即將崩潰，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快要結束了。這次這位朋友肯定地說：十八個月。然後，是一大堆我已很熟悉的分析，經濟怎麼外強中乾，地方壞賬一塌胡塗，政權如何虛弱得連一些地方人大小市民也不放過，亂抓異見反對派人士等等。他說，這叫樂觀。 這種樂觀，我每年（有時是每幾個月）就要聽一回。我倒不是悲觀，覺得中國共產黨會永遠統治下去。不過，這些樂觀的人心裡面，總是蘊含著悲觀。因為，希望總是在後頭，在將來，現況實在難以忍受。其實，對未來鉅變樂觀，是對現狀悲觀，結果，現在該做甚麼？就是幾乎甚麼也不能做，只能罵。 聊天時剛好有馬來西亞朋友在，他們說，馬來西亞有選舉，執政國陣可能十年內便要倒台。我開玩笑說，太慢了，大陸自由派花兩年把中共幹掉，再去馬來西亞幫忙一下吧，讓馬來西亞人省點時間。 馬來西亞朋友的十年，有選舉形勢分析判斷的基礎，這方面中國是不存在，不過，我們有自晚清以來的危機意識。許多人談亡國亡種，總是覺得國之將亡，不管樂還是擔憂。不過，還是有分別的，晚清時，有膽量的，可以一邊憂國，一邊搞革命、政變、暗殺、上街等等。可是現在呢？在盛世中國裡，在專政我們只能繳械，剩下滿口危機論，坐看風雲變。 我最後跟朋友說，我其實比你的樂觀還樂觀，我的樂觀不建立在中共是否倒下去，而在於一切的改變。我是永遠無法以大國作為思想與行動參考點，我，只能守住我的小城意識。

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年六月四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歴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青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歴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二十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訊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歴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歴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支聯會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鉅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著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份民主派中人一邊喊著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份子與青年，要守著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二十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著當年的格局。八十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故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吻，以虛擬的西方身份，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不過，二十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鉅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南巡所豎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八十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故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歴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裡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發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份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著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故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著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二十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A Return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NYTimes.com. 魏京生說，合法的「監視居住」源於他，源於江澤民爭取到克林頓把貿易及人權脫勾。 真是荒誕的歴史。

社会学专家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中新网. 節錄：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規劃快車殺到埋身 — 簡評《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 | 香港獨立媒體. 不管語言多花俏，中央及地方政府都盡力尋求擴大固定投資的機會，香港政府也不例外。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上海有朋友吃飯飲酒慶祝，卻被帶走。 想起以下這首歌，好歌一首： (http://blog.xuite.net/pbear6150/music/17143664) 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詞曲：張楚 吃完了飯有些興奮 在家轉轉 或者上街幹幹 為了能有下一頓飽飯 天堂實在太高太遠 眼淚眼屎 意守丹田 我們也只能表現得這樣 *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上蒼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請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上蒼保佑糧食順利通過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夠活著升天 只想能夠活下去 正確地浪費剩下的時間 這要經驗還要時間 眼淚眼屎 意守丹田 我們也只能這樣忍受 (repeat*) 不請求上蒼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著的人 別的就不用再問 不保佑太陽按時升起 地上有沒有什麼戰爭 保佑工人還有農民 小資產階級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離婚的離婚 無所事事的人 請上蒼來保佑這些隨時可以出賣自己 隨時準備感動 絕不想死也不知所終 開始感覺到撐的人民吧 (repeat*)

這是有史以來小弟第一篇刊登在中國大陸報刊的文章，還是《南方都市報》，大家請看。 當然有小小刪減，不過還是很感謝編輯。原文如下： 「八十後」一詞自今年初開始，迅速進入香港媒體及日常話語之中，一切源於年初「反高鐵」抗爭中一群自稱「八十後」的年青人，但是，「八十後」這個本來起自中國大陸的詞彙，在香港有更早的起源。 最早使用該詞的是去年一群香港年青人，想用自己方法悼念「六四」二十周年，包括藝術展覽、街頭藝術活動、讀書會等等，稱之為「80後六四文化祭」。他們標記自己出生於八九年之前不久，對這件大事好像一無所知，卻極為好奇又覺得關乎自己這個世代。他們的「文化祭」當時不受媒體青睞，以至一般人也不懂得「八十後」這個起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賦予「八十後」的意義，充滿了自省，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切身反思。不過，當時還沒有人想過，這種反思會在半年後化成一股社會運動力量。 部份「80後六四文化祭」的「八十後」，加入了關注菜園村的行列；隨著村民的抗爭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爭議在網上世界及主流媒體中發酵，更多年青人加入菜園村關注組。本來是一個因為興建鐵路而要拆遷的小村，竟然成為這群年青人的大舞台；菜園村居民「捍衛家園」的口號中的「家」，亦指涉更大的「家」﹣﹣香港。他們曾在香港各區以跪拜的儀式，即所謂「五區苦行」，顯示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提出另類生活及發展方式，呼召公眾對社區，以至香港這個城市的關注。大家不明白他們為何稱水泥行人道與瀝青馬路為「土地」，更不懂他們向誰跪拜，可是，他們那種說不清的決心與情感，卻令不少人加入「苦行」行列。因此，豎立一支年青人的旗幟，變得理所當然，他們有意無意地又再提出「八十後」這個字頭。而大量年青人在通過鐵路撥款時包圍立法會，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成為媒體奇景。 媒體稱他們為「激進」，可是，我卻以為，他們的特點是難以歸入政治光譜。故此，傳媒以至香港政府很急於搞清楚他們到底是誰。 很多人喜歡把「八十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青人無法晉升。又有人說，是年青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主義」的文化與價值。不過，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及文化傾向的人其實不多，當中以戴高禮(Michael E. DeGolyer)教授最近發佈的研究最為引起哄動。 戴高禮在民意調查中發現，在不足半年內，18-29歲的年青人對政府的不滿大增，跟其他年齡層有顯著分別，有相當比例的年青人更接受「激進」行動。他把轉變歸結為政府兩個重大決策，包括高速鐵路的興建，以及政府最近推出的保守政制改革方案。前者觸及到他們對「家」的回憶、想像與感覺，後者則觸及民主，關乎他們對「家」的未來願景與投入。戴高禮的研究，引來不少媒體及政府關注，不過， 最近在一個講座裡，我卻聽到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持不同看法，他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部份大學生仍然不關心政治，甚至也不能算是後物質主義，他們的激進政治態度與另類文化價值是被過份誇大了。 「八十後」迅速成為一個仿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釋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式」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不少參與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但是，我也在大學教書已有八年，認識不少「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年輕人，我根本不容易找到他們之間多少共性，很難令我信服在街頭抗議的年青人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話分兩頭，有趣的是，參與社會行動的「八十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統計上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八十後」不是一個代表社會事實的概念，而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份認同，一種身份的話語。 話語的效果，不在於邏輯，不在於能說明真實，卻產生詩意效果，在於是否能觸動集體社會想像，這正是「八十後」這三個字能以小見大的原因。我以為，它觸動了我們對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社會的感覺與認同。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八十後出生的年青人到底感受到多少？八十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他們成長過程中，已聽到不少八十年代所打造的「香港」神話與「黃金年代」；可是，當他們懂性之時，香港的現實卻不怎麼漂亮，當年由《中英聯合聲明》許諾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已經日漸褪色。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著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五十萬人上街換到的，只是廿三條撤回、官員辭任、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著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請來」的迪士尼，港府要自掏腰包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現在已證明是連年虧本，未來還是一個財政無底洞。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卻步步高陞，在他治下的，似乎註定了不管任何文化計劃，包括籌備中的「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份。 回歸以來，香港遇上各種威脅香港「黃金年代」的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沙士、金融海嘯等等，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大部份「八十後」或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裡，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這令我想起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蔡穎儀曾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香港中產家庭如何消費迪士尼，從中深入探討親子關係的文化動態。她發現，中產家長致力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因此，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因此，他們為孩子挑選迪士尼玩具以至動畫非常謹慎，不隨便讓他們沉迷，在家長眼中，迪士尼的教育產品，特別是英語教材，才是最適合孩子。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慾望，這一切都充滿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時代」的印記。 由大見小，由小見大，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財政司曾俊華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八十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勉勵年青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青年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八十後」的年青人需要甚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最近又出現關注政制改革的「八十後」，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政經特權，他們身體力行，投身實踐自己的政治願景，只是沉溺在「黃金年代」的官員太懷舊，不太願意聆聽與承認，不敢想像新事物。至於其他「八十後」的青年是否會按著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八十後」是誰，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的問題，不管你是否「八十後」，我們也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