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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報導。上星期四，嶺南大學學生與校長陳坤耀對話，名為「誰偷走了我們的選擇？」，為了甚麼？除了「令大學頭痛的中文」外，還有甚麼呢？
糊糊塗塗的政策
嶺南高層規定，明年開始，除了特別申請之外，所有課程需要用英語教授，不管課堂裡的學生是誰。表面上，這個政策是為了令外地交換生有更多課程可以修讀，實際的效果是令本地學生更多機會用英語學習。過去的彈性便沒有了，本來授課導師在合理情況下，包括沒有不懂廣東話的學生及大部份同學同意，可以由英語轉成廣東話或其他語言授課。而這樣的政策改動，據說由於大學高層覺得「無關重要」，所以沒有諮詢任何學生與老師。
政策的即時效果是，許多中文系及翻譯系以外的課程，都需要用英語教授，包括某些學系的中文寫作科，這當然是荒謬的，這並不是真的要用英語教香港華人學生寫中文，而是要申請，對，在香港用母語教中文寫作，是要申請的。
坦白說，我不相信這個政策來自陳坤耀，我一直覺得他是個聰明人，尤其是他即將要卸任，犯不著趟這渾水。不過，大學高層如何糊糊塗塗，弄出來個古古怪怪的政策，他也要出來應付群眾，這可能是他在嶺南最後一次。
「媚英」、「媚美」？
許多人以為會劍拔弩張，但陳坤耀一開腔，便化去不少矛盾氣氛。他說，政策只是要令學生在選課時，清楚知道課程用甚麼語言教授，所以要用廣東話授課，需於每年三至四月，為下一個學年申請。他提出，如果同學覺得少了母語學習，他建議，可以在加退選期後，導師向校方申請，由英語轉成其他語言。
他重複申明，並無意要用英語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學國際化的意思，其實是要引入多一點外地學生，而不是用英語授課，不過，英語是「國際語言」，所以才會產生許多誤解。他補充，大學絕對不是「媚英」、「媚美」。
台下有學生說，大學沒有平等對待不同語言教學的機會；但有交換生亦說，曾試過有學生在課堂裡不管交換生聽不懂，還是堅持用廣東話發言及報告，而老師也沒有阻止，我自己也見過，有來自廣東省以外的交換生聽得懂廣東話，但不敢說，不管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至於本地同學用英語討論面對困難，的確也是事實，有時一位外地學生，令課程要以廣東話上課，又會造成許多本地學生抱怨。
管理主義
似乎，不管對本地生還是外地生，校園裡的溝通交流，在語言上出現很大的問題，也許背後有更多文化上的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學校的新政策是否能改善這些問題，還是惡化？
但大學高層，包括陳校長，似乎傾向以更多規矩，更中央性的監督，來解決這些問題。陳校長說得很輕鬆，不管是教務會，還是學術質量保證委員會（AQAC），都會對這些問題很寬容，很容易通過學系的申請。不過，事實是否如此，我實在不敢講。
若跳到價值及原則層次上討論，我們還可以問：過去導師的自主及彈性空間是太多還是太少？對改善問題有沒有幫助？課室的自主自決，是否合理的要求？
我越來越發現，涉及的問題也許不單在於殖民主義作崇，而是大學高層解決問題的慣性，總是想管多一點，多一些程序，多一些監督。這種層級式思維，這種管理主義，可能才是令校園的溝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照片：阿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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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寫大學城。
與三十多位學生及同事去廣州大學城，雖然之前已探路，但還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接待的老師建議我們騎單車，由華南師範大學去華南理工附近的穗石村。大學城的官方宣傳說，是讓院校共同分享及連結，可是，由一間院校去到另一間院校，接駁巴士卻嚴重不足，故此，平日各院校學生其實也只是在自己的校園活動，少到別的大學去。所以，要去華南理工，我們選擇了 騎著租回來的單車前去。
同行的十個左右的香港同學，單車技術不怎麼高明，有一些還不懂得騎，要坐兩人座位的單車。在路上我們發現，大學城的設計及規劃，像一個大型工業區，大學就像工廠，連接各大學的道路是寬闊無比的公路，而且，實在太大了，我們來回總共花了兩個小時，回程時還是冒著大雨，結果，感冒了。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這次親身體驗了中國大陸這種由長官意志造成的超大型城市建設，破壞原有村落生活脈絡不在話下，規劃的尺度與方式，毫不人性化，這種對「大」的追求慾望，從解放前至現在一直沒有消退，只是變本加厲，全國風行。
就因為省委書記張德江想弄個文化大省， 廣州南面出現了一個全國最大的大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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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很悶，總有欲望看閒書。
冷眼看大學高層，如何回應同學質疑新語文政策，想起Hannah Arendt對「平庸」的討論。
1960年，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綁架，並送回耶路撒冷審訊。這傢伙在二戰時策劃多個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人人都視他為大魔頭。
1961年，Arendt前往耶路撒冷聽審，她發現，Eichmann看起來，不像是個窮凶極惡的大魔頭，他不過是一個小官員，他自稱自己是個守法盡忠的官員，他說，他只聽從希特拉「命令」。他還真懂得開玩笑，他看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希特拉的「命令」就如康德說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
這當然是嚴重歪曲了康德的哲學，Arendt指出，康德的原意是，每一個人都是一位立法者（legislator），要執行的「定然律令」，自己該十分清楚及認同其意義的，不會及不應盲目遵守任何法律（136-137）。
Eichmann本著「做好呢份工」精神，執行「命令」，他鄙視那些貪污官員，他們為了勒索金錢而放過猶太人，Eichmann絕不這樣做。
行政主導，兼致力閹割立法者的香港政治，當然會製造許多「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平庸官員。而我們的大學高層，亦只會不斷簡單重複，而不會解釋及詮釋那個「國際化＝英語」的無上律令，因為不管讀過多少書，拿了多少個學位，也還是「平庸」（ba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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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大學城，佔地超過43平方公里，有十多萬大學生，三年建成，耗資200億人民幣，又一個中國大工程。
據說，始作俑者是廣東省省委書記張德江的傑作，在此以前，他是浙江省省委書記，有人說，因為他來自浙江省這個文化大省，所以覺得廣東在文化上很弱，所以，要搞一個有文化氣息的大政績。
結果，便一下子把小谷圍這個島上的四個村大部份土地徵用了，而且，還繼續一口一口地把村裡剩餘的土地吃掉，例如，北亭村一大片土地被一個巨大商場進一步吞噬。
看著非常現代主義的大學建築，感受不到人文氣息，只感到暴力。
Categories: China · academic · 中國
看到以下這段文字有點驚訝：
「而在福柯的意义上，加入了反抗，便加入了统治的游戏。在八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讨论中，反抗始终是独立品格的潜台词。对我个人说来，我从福柯的启示中，学会了拒绝游戏。拒绝加人统治一压迫/反抗的游戏，而这类行为本身便可能成为消解统治游戏的姿态。当然，这也词时意味着你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意义受到损害。这又是一个困境，一个两难。在这两难之中，我仍选择拒绝游戏。 … … 我所谓拒绝，是拒绝以你的方式进人游戏。或者说是拒绝你的游.戏。我有自己的游戏和自己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我写作、发表自己的文章，讲课、讲演。这是我的行为方式。我坚持我的社会批判立场，坦率的说，在我行为和思考方式中包合颠覆性的力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反叛者或抗议者；而是去揭示、拆解权力游戏的秘密与压抑的机制。 」（全文）
有人竟然這樣閱讀福柯，也許，她不知道福柯也組織過「監獄訊息小組」，參與過示威抗議，更不知有無政府主義者運用福柯的理論。有空要寫一下福柯的政治，以及由他的理論所引伸出來的政治實踐可能。
不過，部份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如此接受福柯，還可以自稱「批判」，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照片來源：Muli Koppel
Categories: academic · politics
有人說，大學，是呼吸自由空氣的地方，身處其中，大概只是虛妄與諷刺。
信報社論問，為何陸鴻基於2004年受到教統局壓力時，不即時公開反抗，要待至正副校長行將退任，才對李國章作如此嚴重的指控？
行外人這個問題，合情合理；但在大學裡打滾過的，大概不難理解。
香港的八所大學可謂仰人鼻息，政府是最大財主，不過，還好一點，中間隔了一個大學撥款委員會（UGC），但教院則更直接面對教統局，操生殺大權，在這種結構下，莫禮時與陸鴻基皆要重視與政府高官的基本關係，先內部談判商議，不到最後關頭，不輕言決裂。
現在這個時刻，大概就是最後關頭，奮力一搏。
香港高教界黑幕重重，行頭窄，到處遇上熟人，在某大學鬧翻了，要到另一家同時政府資助的大學謀生，談何容易？加上以前的高薪厚祿（現在新入職的當然大不如前），誰要過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最好少過問校內校外政治！我有幾位年輕時的學生組織朋友，現在連聯署大是大非的聲明也要左思右想。
學院中人大部份慣於窩裡鬥，陰謀家當道，不少人委曲求全，虛與委蛇，不容易走出來，面向社會，捍衛思想及學術自由。
學院這個象牙塔，看似安樂窩，亦是消磨心志的囚牢。
多年前，鍾庭耀事件罕有地暴露了冰山一角，去年浸大杜耀明等的抗爭，令人敬佩，今年的教院事件，矛頭更指向李局長了。
不過，香港亦是時候要改變了。
照片來源：Phillip the Filip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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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對華文學術著作翻譯很不滿，當然，馬恩全集是例外，翻譯得相當認真，因為是官方的；剛開放改革時，大量翻譯書出現，也是我的啟蒙讀物，翻譯得很粗糙， 沒辦法，出版社沒有錢，幾十年的外國理論國內學者讀得少，現在，中國大陸書籍市場這麼大，這麼蓬勃，國人對外國學術界接觸頗深，怎麼還可以這麼粗疏。
2000年編的《文化研究讀本》，收錄的文章很不錯，書的前言算也很好，文化研究的背景脈絡談得算清楚，值得一讀，可是，不論全書的翻譯還是編輯，卻頗為馬虎，令人氣結。
就以其中一篇名為＜廣告的雙重言說和意識形態：教師手記＞為例，文章很好，適合用作大學本科生的教材，想找原文看，但由於全書的作者外文名字及學術名詞的英文也沒有註明，文章出處也沒有，所以只能猜，作者叫理查德．奧曼，應該不算名學者，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最後，憑「雙重言說」（doublespeak）終於找到了，是收錄在American Media & Mass Culture，作者叫”Richard Ohmann”，文章標題是”Doublespeak and Ideology in Ads: A Kit for Teachers”，1976年的作品，我之所以這麼困難，全因被譯本的一個註。
譯本的文章標題上有一星號，第一頁底有一個註釋：「參閱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或者羅納德．格羅斯的短文《廣告的語言》（本文收錄於由尼爾．波斯坦曼、查爾斯．溫加特納與特倫斯．P．莫蘭主編的《美國的語言》）。」
簡直莫名其妙， 《單向度的人》一書我看過，不會收錄這篇文章，至於《廣告的語言》我則不知道了，而《美國的語言》是甚麼書？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結果，我翻看原文，才知道錯在哪裡。
這個註不在文章標題，而在文中”Kinds of Ads, and How They Sell Ideas (Not Just Products)”一節中（p. 109），所以，根本不是文章出處，怎麼在翻譯時放在首頁？大概是因為譯者把內文譯好後，發現文末還有一個註釋，順道也譯出來，可是，卻又懶得在文中找出 註釋位置，所以便隨意標在文章標題。
國內的學術翻譯及出版，態度實在有欠嚴謹，有待改進。
Ohmann, Richard. “Doublespeak & Ideology in Ads: a kit for teachers,” in D. Lazere (ed) American Media & Mass Culture. U. of California Pr. 1987, pp.106-115.
Categories: academic
